俗话说：鹰靠翅膀硬，人靠刚强活。这意味着刚强是人生的人格魅力体现，但在贫困的年代里无论怎样刚强，又能有何作为呢。我祖父应该说是一生较为平淡的。因为我的曾祖母是位能干的女主妇，家中事无巨细都经她之手：六个子女的养育，几十亩薄地的收种，还要指挥家人闲时到东北做此小生意，长孙长到十六岁便安排随人学卖布和颜料，她辛劳一生无论怎样再强也仅是勉强生存，温饱是终年大事，曾祖父母临终时，合家仅有小土房四间，而只是两间东房狭窄如巷，还有两间厨寝合一的通道。祖父兄弟六人，男丁仅祖父一人，又是老么，从小便是肩不挑担手不提篮，唯一嗜好是一个“赌”字，曾祖母每日给予严加管束，但收效甚微，有年冬夜，曾祖母在窗外守着把祖父看在里面睡觉，祖父从里屋破窗而出，不想外面是磨粉丝盛水的大缸，“扑通”一声跳进缸里全身温透，祖父受凉又惊，卧病达两月，咳嗽不止，也就留下终身肺病，此后曾祖父也怠于约束，祖父更是无所事事。解放时曾祖母已年过七旬，渐把家中琐事全托给十六岁的长孙，祖父也如太上皇一样终日与牌友为伍，从不知道也无处诉说他的快乐与烦恼。成立人民公社后，祖父母是一位忠于职守的看湖人，从春天的麦田到秋天的花生，甚至中午吃饭还要家里人替换，这样，祖父每年可以挣到一个壮劳动力百分之六十的工分，后来家境渐好，祖父不再去“守青”，而是逢集便扯着我到城里有个叫百花园的大鼓场去听大鼓，一场大鼓下来，太阳偏西，祖孙俩便到东门的小摊喝一碗汤，吃一馒头，我稍大，随祖父的便是我的弟弟。

　　我的大姑奶嫁入姓仝人家，仝家距我老家五里路左右，并且是比较殷实的，但大姑奶嫁出四五年后，只生下一个我的表叔便染病而故，后大奶姥又继娶，一连生了五六个子女，因此除大表叔与我家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外，其余几个兄弟很少来往，据说大姑姥后续的人也到王家认亲，我记事时见过一次，是在大表叔见到的一个精明能干说能会道的老太太。那次是随二叔到城里，大表叔住在城东关，大表婶说“老奶奶请一个人来算命的，可以去一下。”“老奶奶就是表婶的婆婆即续亲的姑奶。说我命是主贵，衣食无愁，当时我仅十岁。大表叔长我父亲三岁，在物资系统工作，负责木材买卖，六十年代，本村盖房就找他帮忙。

　　二姑奶入嫁城西夏家，夏家也是穷人家，但二姑姥被抓壮丁，并且人也是高大英武，解放战争时期已回乡任县保安大队副队长，常骑大马到我们家走动，有两个  不离左右，记得祖父说，三姑奶出嫁时，二姑姥带几个骑枣红马的前来祝贺，家人对他期望值很高，认为出礼不菲，便安排一桌上席等待，但二姑奶上礼仅是两文钱，全场亲邻愕然，但毕竟是贵客也不敢怠慢，饭后，二姑姥别，便赠送十块大洋说是嫁资。路上，  问他何以这样，他说，我上礼多，王家以后怎么还？于是：“二文钱做上席——有理（礼）在大王庄一带传为美谈。二姑姥后受党的影响在淮海战役前随大队长王敦营起义，被收编在县保安大队，五十年代病故，夏家两位表叔和我们经常来往。

　　三姑奶入嫁城南吴家，但婚后只生一女也就是后来嫁入高作鲁家的大表姑，后不久三姑奶病故，这时三姑姥非常悲伤，一次去二姑奶夏家作客，二姑奶对三妹遗孤非常同情，便把婆家小姑介绍给三姑姥，两个见面很好，也就亲上加亲，于是夏家小姑与三姑姥成亲后也到王家认亲，虽不密切，但由于小表姑的经常来往，也就相处甚近，三姑姥在解放后与父亲一起任小乡干部，相处甚厚，记事中三姑姥是我们的常客。到我家也多是便饭，母亲也并没有刻意的像客人一样招待他，有时炒上两个鸡蛋也沽上几盅，父亲吃饭后休息了，他一个人可以在客房内坐着，走时也可以不打招呼。

　　四姑奶“嫁”与邱集北葛家，与其说嫁不如说是被逼迫，或是抢婚。解放前“四姑姥”是土匪小头目，专做打家劫舍的勾当，并深得大头目信任，周边地方及富户无不对此惧怕，一天他看中了我家四姑奶，先是派人登门说亲，我的曾祖父是极正气的人，哪能与这等人家联姻，回绝。葛小队长恼羞成怒，于是带领四十余条枪把我们住的王家庄东头围起来，扬言不交出人来，全村全部抢光杀光。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四姑奶只是躺在床上抽泣，庄东边几十户人家老人都到我祖居的院落研究对策，曾祖父只是抽烟不说话，曾祖母主张与土匪拼了，当时正值一九四一年，敌伪顽合流，各级政权也无力保护群众，何况时值晚上，信息也无法向当局汇报。有好心的也劝说：自然葛队长看中，今后也不会亏待，缓兵之计是让四姑娘上轿吧。但一些小伙子都拿出了扁担、锄刀、铁铣之类，但这些原始工具怎么能与土匪火枪比拼，这时只见四姑奶整理一下头发走出来，向曾祖父一跪泣不成声的说：爹娘，让我去吧，不能让这些侄男伯女受我牵连。曾祖父没有办法，为防止流血事件，保住家侄生命和财产，便只好“嫁人”，葛队长得逞了，锣鼓喧天把四姑奶迎走。但葛本人匪性无情，开始对四姑奶非常体贴，四姑奶生下一儿一女，后便疏远，十天半个月也不回家一次，回家稍不如意便是拳脚相加，四姑奶每天以泪洗面，生病也不给医治，四姑奶和一双儿女相依为命过上了非人生活，不久泪水流干，眼睛也近失明，四姑姥却是在外风花雪月。婚后四姑奶回娘家几次，但每次都泣诉被折磨惨状，曾祖父也一筹莫展，四姑姥却从未到王家庄。解放后五一年，四姑姥因抢劫、吸鸦片等罪被判刑十一年服刑至青海省一农场，六二年服刑期满留场就业。八○年返乡，子女虽安排住处，供其衣食但无任何情感，他便用在劳改农场学的机械维修一技之长在城郊开一片自行车修理部，经济上自给自足，八五年前后也曾到我们家来几趟，虽无叙旧可言，但仍有酒饭相待，九○年左右病故。四姑奶自八十年代起便完全双目失明，但思路仍很清晰，当时王家五位姑奶中仅有四姑奶在世，每年父亲便安排二叔或三叔去接回家过几天，他虽然什么看不见，说话很是幽默，有时我们向她碗中夹菜，无论夹什么菜都赞不绝口：“好吃！好吃！”“盐味如何？”“很好，很好！”对侄儿侄媳及孙辈都是夸奖不已，实际上她回娘家才真正体验家的温馨，她对自己遭受几十年的屈辱仿佛是在别人身上发生一样。八十年代在乡间居住，四姑奶回娘家时，对于他这位传奇的女子，不少长辈和晚辈去看望她，上了年纪的人都称他“四姑娘”。内中包含着多少歉疚、敬仰和慰籍，有的问起往事时，四姑娘也是轻轻带过说，那都是陈年老芝麻了。四姑奶一生虽然没有得到“丈夫”的关怀和怜爱，但她的一双儿子都极为孝顺，尤其是她的儿子葛表叔端吃捧喝，百依百顺，她家的表姑后远嫁眙盱，但仍每年来看望她，四姑奶终年八十五岁，她在豁达、宽容和平静中走完她带有浓重悲剧色彩且不平凡的一生。

　　对五姑奶，家中很少有人说起，她二十岁婚嫁于官山，婚后不久病故，没有子女，和王家也没有什么联系，因我的大姑母后嫁于她同村，只听姑母说起，五姑奶住在村东头，童年时在姑母家，大姑母还指给我看，说就是这一家，因我生来没有见过，所以无法叙起。

　　世事沧桑，逝者如斯！劳碌于世的人们都留下了各自独有精彩通俗的画卷，家世的繁叙又有多少驰骋想象的空间！

两位外公

　　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三一年，这一年是中国人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带有标志性的一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自这一年的“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从此数千万东北同胞便生活在日本军人铁蹄和蹂躏之下。母亲的诞生并没有给家境贫困的外祖父带来丝毫喜悦，相反，外祖母也因为产后受凉一病不起，在我母亲一个月左右，外祖母撒手人寰，外祖父那年二十三岁。外祖父每天以玉米糊喂养母亲，母亲生下来就没有吃到奶加之外祖父又是一个只有力气什么都不懂的男人，不久母亲便拉肚、发热，望着病中女儿，外祖父无计可施，便有送养的念头，可那时候家家都穷困的衣食无着，谁愿收养一个病中的女婴，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东边邻庄有一位结婚三年没有生育的弟兄，家有薄地十几亩，便认为合适的人家，连夜托人抱了过去。抱养母亲的养父比外祖父大一岁，我们兄妹称为东庄外公，母亲的生父，被称为西庄外公。西庄外公经受丧妻失女的痛苦后便投军去了，三0年，共产党的革命正处于武装暴动时期，由于受王明“左倾”的影响，原来地下党一夜之间揭竿而起开始锄恶霸、斗地主、分田地，苏北的曲头、马浅暴动、古邳暴动都发生在这一年七八月间。外祖父对革命尚未有丝毫的了解，便经远亲介绍参加了国民党新编的混成旅，次年由皖北开去汉口。外祖父在家中认不了几个字，但由于悟性较高，那时国民党上层也旨在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普及文化，外祖父至1948年以师为单位起义时，已升司务长的职务，也有了一定积蓄。部队在汉口集训学习三个月，随解放军走向大西南解放云贵川，1952年初外祖父退伍返乡，利用全部积蓄建房成家，后育有两女两子。由于西庄外祖父参加国民党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在那讲阶级斗争和成份论年代里，母亲虽有对生父的亲情但西庄外祖父来到我们家很少，并多是晚来夜走或是晚来早走。母亲1951年结婚走进王家，王家虽一贫如洗，成分贫农，父亲正是农会的积极分子，只知道东庄外祖父的中农家庭，但不知道还有一个干过十七年国民党兵的岳父，于是父亲于1953年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成初级社社长。父亲由于幼年时读过几年书，又是一手好字，五八年便为县委保送去苏北农学院大学预科班学习。

　　东庄外祖父外祖母也就是我母亲的养父母，自抱养母亲后次年便生下我的大舅，又几年二舅出生，作为长女的母亲家务自是不少，但养父对母亲也十分疼爱，尤其是母亲知道自己身世后更是不分白夜地从田地忙到家里，更为不幸的是，东庄外祖母在生下二舅后不久便病故，那时母亲只有十五岁，二舅三四岁，真是穷人孩子早当家，里里外外、缝缝补补、收湿晒干全靠母亲的操劳，并且供应大舅读了近十年的书，东庄外祖父则全身力在农田上，柴米油盐一日三餐，母亲则安排的井井有条。这些少女时的特殊磨练也为后来父亲几十年不需过问家事，全身投入工作给予很大帮助。

　　在我记事起，东庄外祖父已五十多岁，不在从事繁重劳动，队里的一块瓜田和花生都是由他看管。上小学时的每个暑假，我都到东庄外祖父家过上十天半月，说下塘洗澡，外祖父则在塘边看望着，有时让二舅陪我，说吃瓜，外祖父则挑最好的，邻居几家堂舅只要有什么新菜或是捉到几条鱼也要让我过去吃，舅舅们对我都是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自上中学后，我便很少前去，而我的弟弟又是那里假期的常客。我少年时最爱走的两门亲戚，一家是东庄的舅家，那里是温暖的呵护，随心所欲的玩耍，要天给半个。另外就是大姑母家，那里有山水相间的村落，鸟叫虫鸣的陶冶，遍地马儿瓜的惊奇和大姑母对子侄特有的备至关怀，还有三餐生活的改善。

　　东庄外祖父在晚年时已常到我家来了，小住一两个月，二舅也成家多年，外祖父单独生活，两位舅舅也常给供给，那时我已成家在外地工作，但一回到家看到干净的院落，家那么的整齐，便知外祖父来了。近八十岁的老人到我家也从来没有闲着，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外祖父又来我家帮助收种的场务，我随身带了一个海鸥牌照相机，给外祖父拍了一张照片，外祖父虽然带着帽子，但清瘦的脸型和纵横的前额，加之特有的山羊胡须，非常像革命导师列宁。这是东庄外祖父第一次也是一生中仅有的一张照片，我们兄妹都保存着。外祖父于1993年5月病故，享年84岁。

　　比起我母亲的养父来，我的母亲的生父——我的西庄外祖父算是十分不幸的了。六六年“文革”一开始，外祖父一夜之间被定为“五类”分子，在“地、富、反、坏、右”中，外祖父被定为坏分子的头衔，挂着大牌子连续批斗游乡三天，那时他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每次从批斗群中下来都咳喘半天。更为不幸的是使外婆所生的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舅舅也被迫取消上学资格，而我的两位舅舅并且都是天资聪慧、成绩优异。家庭的抱怨、亲朋的远离，外祖父身体一直没有好起来。更糟糕的是，父亲作为“坏分子”的女婿的大队支部书记，又是“走资派”也被揪上台批斗，有人还别有用心的诽谤外祖父与台湾国民党的联系横加责难，批斗一场接一场，好在外祖父和我家不属于同一个公社，否则翁婿共同站在台上被批斗，对母亲和家人的打击与伤害可以说是达到绝望的境地。这种“血统论”的灾害直接影响到了父亲的前途，父亲是五八年选派前往苏北农学院学习的选派生，回来后一直受其影响未被使用，压制十四年，直至七七年冬“十年动乱”结束，父亲方于45岁步入乡镇级主要领导岗位。

　　七十年代两庄外祖父有四五年未到我家，又来看望我母亲了，时是秋天，外祖父却早早穿起了长袍，有一次上学回来，我看到外祖父蜷躯在家门口的麦草垛边，双眼久久凝望着远方，我跑过去喊了一声，他马上振作起来：“乖，好好念书，没有文化可不行。”外祖父说。接着他讲了武汉三城，汉洋兵工厂。这时我才知道他当兵的十几年是在兵工厂的一个警备团，他念念不忘一位张营长，待他如亲兄弟一般，教他认字、算帐，上海人，是个大学生，起义前天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云南的昆明、大理三塔，部队在那二十多天。”外祖父还讲了少数民族的故事，只要一讲到他的亲身经历，总是滔滔不绝，有时还咬文嚼字，正在外祖父讲的激动的时候，母亲便满脸嗔怒地喊：“吃饭了，爷，洗手！”母亲从来都是把养父喊“大”，亲生父亲则喊“爷”，二位老人也都习惯了，尤其是西庄外祖父也只当认可。见外祖父和我讲很多话便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地说：“你外公的话甭听，他还戴着帽子呢。”母亲说的“帽子”，我似懂非懂，后来才知道，是“坏分子”的帽子。外祖父见到母亲的不悦，便像做错事的孩子，慢慢地喊我的乳名说：“这孩子聪明，要好好培养。”在长辈亲情来说叫自己外孙的乳名似乎更亲切和温馨。

　　西庄外祖父是一九八0年开始写申诉书的，那时他已七十一岁，有时自己动笔，有时抱病口述让儿子整理，有的写在草纸上，有的写在买来的白纸上，一封封的写上到县政府、公社，目的只有一个，去掉“坏分子”的帽子，有一次他老人家激动地对我说：“我的许多战友都重新入党了，张营长六0年就做了副厅级的机械厂厂长，为什么还给我带帽子？”于是有两三个厅处级干部的战友还真地给写了证明，他如获至宝的拿给我看，原文是：“证明：邵新吉同志系国民党驻汉口×师×团×营司务长，一九四七年二月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起义，回到祖国怀抱，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旧军队期间无罪恶。兹证明。张百顺，一九八0年七月九日。”信筏的左下角还有几行小字：“张百顺同志，中共党员，曾任鲁华装备机械厂厂长，现离休。此材料系张手书，供参考。”年月日上盖有“山东鲁华装备机械厂革命委员会”的公章。一九八二年十月九日是外祖父盼望已久的日子，县政府审查组终于正式行文去掉了外祖父“坏分子”的帽子，外祖父热泪盈眶的捧着这一纸文书，一边把儿子女儿叫到一起，一边泣泣地说：“感谢共产党，你们看，我没有事了。我死也瞑目了！”外祖父八四年病故，病故前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母亲就是不理解我啊！我把她送人是逼的，即使有一线之路，我会抚养她的。”我说：“外公，您不要太自责了，我母亲什么都知道。”西庄外祖父年仅七十三岁，他的后半生是在屈辱和希望中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