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信羊由缰：

              荒唐浪漫司马炎

　　当皇帝是一件美事，如果能当上开国皇帝，更是一件让人发疯之举，比如晋武帝司马炎，靠其爷爷司马懿，父亲司马昭的拚搏，终于坐上了西晋第一把交椅，这也有些像现在的爷爷（当然是有权的）把孙子的住房搞定，父亲把钱以儿子的户头存下。公元280年，司马炎，把东吴政权一揽子接收下来，连张收据也不开，更甭说正式发票了，好家伙，又一把从吴地捋来五千娇娃，再算上后宫原有的五千粉黛，他一下子有了一万多美眉，个个都雪肤花貌、玉骨冰肌。当时司马炎45岁，但，纵有龙马精神，也不能一一过床。好在司马炎极富想象力，他让人做了一辆车子，用四匹母羊拉着，停在哪儿，就在哪儿过夜。理论上讲，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与现在的抽奖好有一比，全看谁的运气好。可是，后来不知哪个宫女想出一个法子，把羊最爱吃的竹叶和盐撒在门口，羊哪能受得了这个诱惑……于是，羊车在那宫女的门前泊了下来。可惜的是，这个宫女（极有可能是来自牧区或者养羊专业户家庭）没有审请专利保护，被众仿效，一时间，宫里遍是竹叶和盐，弄得羊到不知所措了。

　　司马炎信羊由缰，至少说明，面对一万佳姝，他是平等对待的，不存在和谁亲又和谁疏的问题，当不知道如何选择时，就把选择权交给畜生——比如这几匹拉车的羊——一国之君，就这样把选择权如此轻率地下放了。其实，谁都知道，这是司马炎闹着玩的，仅仅是一种新的娱乐方式而已，我们不必当真。像现在的超女，你别把这个节目与民主、自由等时尚元素扯一起，娱乐就是娱乐。可以想象一下，黄昏时分，司马炎办完公，坐上四匹羊拉的车，在宫里转来转去，佳丽们站在门口，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对着四匹母羊秋波暗送，现在的问题是，停在哪个门口，是由四匹羊同时决定，还是由一匹羊来决定，如果由一匹羊来决定，那肯定是一只德高望重的羊，如果由四匹羊来决定——这更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司马炎无疑把权利下放之时，也把矛盾转移了。甚至可以说，四匹羊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它们把皇帝泊在哪儿，皇帝就在哪儿翻腾，一不留神，极有可能翻腾出个龙种——再一人来疯，废了傻太子也不是没有可能。好在后来史书也只是说，太子还是司马衷。否则，西晋的历史就有可能是由几片竹叶和一把盐来重新改写了。（其实，如果哪位佳丽拴一匹公羊在门口，绝对可以夜夜受宠。）

　　这是晋武帝的浪漫主义，也是现实主义，尽管浪漫得近乎昏头，现实得几近虚假。他不是牧羊者而是一个乘车人，他是被动的，羊在哪驻足，他就在哪留宿，对失意的美眉也好交待，你看，不是我说了算，是羊大爷说了算。他把选择权交给羊了，其实，也就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去还是不去，不是他能定，一切听羊由命。信羊由缰，似乎也可以把自己放逐，一旦被别的美眉怪罪起来，也好拉羊垫背。现在的贪官不知是否得于他的嫡传，从来不是主动索贿，而是通过夫人、孩子收钱，甚至司机、秘书代劳。受到了查处，好随时开脱。

　　其实，可以拉车的完全还有这样一些动物备选。龙：最牛叉的动物了，问题是，俗世有吗？皇帝从来都自谓真龙天子，但，一龙不敢见一龙、李鬼不敢见李逵也；马：老马识途，不妥；虎：敢用吗？牛：到是挺合适的，一辆牛车，辗转宫闱，但老牛拉破车，还是免了吧；狗：爱管闲事，而万余娇娃，宠幸者无几，正闲得无聊，多事之秋，再来个狗咬耗子，岂不庸人自扰，倘再有个狂犬病什么的，倒哪打疫苗去？大概想来想去，只有羊最合适：温顺，老实，善良，走起路来不急不慢，像白云在散步。但，羊毕竟也是动物（类似于今人说，贪官也是人，一个道理），也有弱点，嗜竹喜盐。所以才被一次次引诱。司马炎的父亲为中国贡献了一句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炎用羊拉车，除了证明他荒诞不经之外，就是荒淫无度与无耻。这羊车，也一点一点地把西晋王朝拉进了死胡同里。接下来的“八王之乱”中，他的那个傻儿子惠帝司马衷，也就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做“替罪羊”了。

　　羊车上的帝王，这荒唐的浪漫，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的羊癫风？

（之二）蛤蟆叫声：
               公私合营

　　“世上存在着装备精良的愚蠢，正如存在着衣着时髦的傻瓜”，法国人尚福尔的这句名言，好像是专为司马衷先生准备的。晋惠帝司马衷之所以在历史上暴得大名，实在是因为他的愚蠢指数比高家庄还高。有次游上林苑，听到蛤蟆叫，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蛤蟆这样叫，为公还是为私？）；时天下荒馑，百姓饿死，帝闻之曰“何不食肉糜”！——特别这后一句，几乎成了愚蠢、无知的代名词。本文不想探讨肉糜之事，我到对司马衷先生关心蛤蟆的叫声，感了兴趣。

　　蛤蟆的叫声，一般人都听过，呱呱呱呱，像上帝随手打出的快板。一国之君，关注蛤蟆的叫声之为公还是为私，实在无知、无聊。一句话，我们可以说他愚蠢——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他天真得可爱。倘不是九五之尊，光凭那个蛤蟆叫，就可以说晋惠帝有一颗童心，一个皇帝关注蛤蟆叫，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如果那时有电视，大概会现场直播的，并配有晋惠帝考察民情，亲切关怀赖蛤蟆之类的解说词。当然，司马衷先生是一个白痴，但，这也不能怪他，实在是因为他父亲晋武帝与其姨妹近亲结婚的结果。细品晋惠帝这句话，还是有些意思：蛤蟆叫，为公为私，谁能分得清？据说，有一个宦官很机灵，回答说，如果在公家的地里叫，就是为公，在私人地里叫，就是为私。顺着这个思路，如果在公私不分的地界叫，就是既为公也为私。倘若在公家的地里为私事叫，不知可不可以算作假公济私？

　　现在，能亲自听到蛤蟆叫的机会也不是很多，现在的蛤蟆，来趟城市也不容易，一来，蛤蟆大概也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晋惠帝是在上林苑里闻到蛤蟆叫的，由此可见，那是一只城镇户口的蛤蟆——如果他微服私访，大概会听到农业户口的蛤蟆叫的——说不定会问：这蛤蟆是为农业税在叫还是在为孩子学费在叫？如果为农业税叫，会不会税收减少政策没有落实，如果为学费叫，是不是考上了大学却拿不出不菲的银子。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时光不可以倒流，晋惠帝眼里，只有为公还是为私的蛤蟆——这也说明，那时的蛤蟆，可以简单地活着。

　　现在一只蛤蟆，如果叫了，怕也没有人去问它为什么叫？从这一方面来讲，在关心蛤蟆这件事上，我们实在不如司马衷先生，至少，他还有一份心情去关心蛤蟆。我们现在偶尔听到蛤蟆的叫声，怕也是默然甚至于麻木的，一只当代的蛤蟆，肯定比古代的蛤蟆的叫声有更丰富的内容：为喝了被污染的水导致腹泻而叫；为吃了被药过的虫子而搞得内分泌失调而叫；为好端端的住房被开发商野蛮拆迁、搞得背井离乡无家可归而叫；城市的噪音把他们耳朵吵聋了，它们不得不大声地叫以示抗议；一只流浪到北京的蛤蟆，因为没办上暂住证，随时有被遣返的可能，也会被吓得哇哇大哭……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子禽问墨子：“言多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惟其言之时也”。

　　这段对话，显然是拿蛤蟆之类的喋喋不休，对比雄鸡之类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事儿。告诉人们，说话要分时间、地点、场合什么的。对此，我举双手赞成，可是，如果大家都惜“声”如金，又怎么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呢？一个路灯坏了，如果不打十次电话，怕是不会被有关部门换上的；街角的垃圾，如果不打爆市长热线，怕垃圾会长出庄稼来的。现代社会，惟有蛤蟆一样呱呱呱地大叫一通，才有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孙志钢之死，正是媒体持续的报道（这多像蛤蟆持续不断呱呱呱呱地叫啊），才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并催生有关部门制定的新的收容遣送条例；有多少草根阶层，因为不会叫，才被冷落与忽视。一言以蔽之，古时候的蛤蟆要叫，现在的蛤蟆，也要叫——当然，不是让晋惠帝一般的白痴听到——实在是因为，你只有不停地叫，才不会被埋没掉，发出自己的声音实在很重要。比如，现在你听到一只透水煤矿附近的蛤蟆在叫，你说它是为自己在叫，还是为死去的那些矿工在叫——如果为了死去矿工，算作为公；如果因为塌方的煤矿，把自己的居住地搞没了，这算为私，但我更倾向于这只蛤蟆的叫声既为私也为公——估且我把它的叫声视作公私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