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半年，蒋介石在完成发动内战的准备之后，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8月间，蒋介石在徐州集结重兵，向徐州以东地区疯狂扑来。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我军泗州战斗失利，实行战略转移，部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全部撤到运河以东。大运河以西，津浦铁路以东，包括睢宁、铜山、灵璧、泗县、邳县、宿迁西部的大片地区，沦入敌手。作为蒋介石反动政权阶级基础的大批逃亡地主恶霸，组成还乡团，有恃无恐，横行乡里，进行野蛮地反攻倒算和屠杀。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打赢这场战争的指示，1947年1月（农历，以下同），我受闫长春同志的派遣，进入敌睢宁县八区地盘，开展地下对敌斗争。闫长春同志原任邳睢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此时任邳睢工委领导下的东工委副书记兼邳五区区委书记。邳睢地区是指以黄河故道为中轴的睢宁北部，邳县南部，东到大运河，西接铜山县境的地区。从我接受任务起，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历经潜入敌后，开展工作，发展组织，智歼郭干臣，建立地方政权，粉碎敌人反扑等整个过程。
今天我将其中一些片段记录下来，作为一份礼物，献给牺牲的亲人和我的战友们，献给我的乡亲和后人。
血腥屠杀，敌占区里无天日
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占领这块地区之后，随即拼构起县区乡统治网络，推行联保联座的保甲制度，实行白色恐怖。以敌睢宁县县长朱伯洪为首的一大批还乡的恶霸地主、地痞流氓分子，纷纷打出各种旗号，挂起各种头衔，横行无忌，不可一世。如：梁玉峰任魏集为中心的八区区长，张汉卿为魏集镇镇长，老牌反共分子夏桂一的三儿子夏尧然为河南乡（黄河故道以南）乡长，长子夏森然为河南乡乡队长，宋瑞生为吕集乡乡长，周伯良为张集乡乡长，李三（国民党邳县县党部书记长李大树之弟）为王圩乡乡长，郭振东为河北乡乡长，陈建国为陈楼乡乡长，各乡都拉起二、三十人的乡队，配备充足的武器弹药，乡以下的正副保长也配有枪支，并有二至三人武装保丁。一批老牌反动逃亡地主，如夏桂一、郭士臣、吕钦之、吕环之、宋老相等等，各拉起一帮势力，组织一批批武装爪牙，与反动政权相互配合，出谋划策，镇压和统治广大群众。
最为嚣张者要数恶霸地主郭干臣。郭干臣是故黄河北岸郭集人，还乡后充当魏集镇、河南乡、河北乡一镇两乡的联防大队长，睢宁县成立保安团，他任第八中队中队长，该中队下辖九个班，大部分成员都曾干过日伪军，其中两个机枪班，实力远大于其他中队，全区各乡反动武装都以郭干臣为中心，统一指挥，控制睢北地区，并与邳南各区乡反动武装紧密配合，实行联防。魏集是郭干臣的老窝，他强拉大批民夫，在镇南头修碉堡，筑围墙，挖河沟，拉铁丝网，建起牢固的工事。郭干臣号称睢北邳南一霸，颇有战斗力。
国民党反动地主政权建立之后，又开始网罗爪牙，扩充国民党反动组织，不但把保甲长全部拉进国民党，而且在地主富农中、在学校里普遍采取裹挟的办法，以壮大反动势力。我地下工作者杨昌武同志在当了敌副保长之后，保长张兆凤又拉他加入国民党，为取得敌人信任，经我批准也加入了国民党。
敌占区推行法西斯的联保联座制度，人人互相监视，对我军工烈属严加控制，外出要向甲长报告。对抗日期间干过革命工作的人员，一律强迫“自首”，并派敌特分子监视。乡保长还时常带着武装爪牙对未撤走的我方人员以及军工烈属，逐户搜查，以扑灭我地下组织和搜查我方留下的枪支。我岳父家就经常被敌保长罗大相、吕立业搜查；杨绪川因其父随军东撤，被郭干臣搜捕去，吊打罚款，昌武兄花了三十块大洋，将其保出来。我方村长夏彩然掩藏了十几支枪，被夏尧然全部搜去。被敌人搜去的枪支不计其数。另外，还经常以种种名目向群众要钱要粮，敲诈勒索，数字更无法统计。
实行白色恐怖，进行血腥屠杀，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贯伎俩。匪徒们对邳睢地区这块老解放区施行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各乡保都组织起黑杀队，配合其武装力量，不停进行清乡，逮捕和杀害我方未撤走的人员。据我所知，吕集的吕邦选、吕邦吉两人在抗战期间曾干过我方村长，在逼迫交枪、罚款之后，被吕立业的黑杀队夜间杀害。朱志章一家除一个小孩掉床底下幸免于难外，一夜之间全家惨遭郭干臣黑杀队杀害。此前，朱志章及其父亲多次被郭干臣抓去吊打施刑，昌武兄曾以自家的三百斤小麦将其父子赎回。我乡长娄书生被夏章然的黑杀队活埋。我乡长仲兆英，因王怀忠告密，被夏尧然、张汉卿抓到姚村西大桥枪杀。我村长魏云祥、王行道及魏宝文，先后被夏尧然、张汉卿、夏宜树的黑杀队活埋或枪杀。我方一位姓杨的村长（名字我记不得了）被郭干臣、郭普东暗杀。王圩的李三，更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被他抓到的人极少能活着回来；在过往行人中，只要他认为是共产党的，就装进麻袋扔进大运河，谁也说不清他杀过多少人。我地下东工委负责人宋其祯及通信员，在苗湾被顽保长出卖，当即郭干臣、宋瑞生、周伯良调集上百名土顽武装，将其包围在苗××家中，终因寡不敌众，宋其祯同志被宋瑞生当场枪杀。
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地主恶霸的反攻倒算，反动政权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加上战争带来的连年灾荒，敌占区无数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四处逃荒，真是哀鸿遍野，尸骨载道，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
潜入敌后，开辟斗争新局面
1947年1月，我奉命潜回敌占区，起初苦于没有可靠关系，扎不下根，而无法立足。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不但无法开展工作，还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经反复考虑，决定去老黄河北岸张铺杨昌武家一试。杨昌武为人忠厚老实，正直仗义，政治可靠，抗战期间至东撤前，当过我方多年的村长和乡政府委员，他同其父亲都是兽医，社交广，深得当地群众的信赖，我与他私交较深。如果能行，有利条件较多；如果不行，也不至于出卖我。2月的一天，我打扮成商人模样，突然来到他家，一阵惊讶和一番真诚问候之后，他向我倾述了反动派统治下的一系列惨痛事实。谈话中，我深感杨昌武拥护我党之心未变，于是我直入正题说：“武兄，我向你直言，我是组织派回来做地下工作的，你如果不讲交情，可以把我送给敌人。”我这么一说，把他激怒了，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咱兄弟交情至深，我怎么会做没良心的事，你放心。既然这样，我也对你直说，东撤时，我未过运河就回来了。是薛振洪书记派我回来做地下工作的，你也回来那就更好了，我们一起干。昌武兄告诉我，顽保长张兆凤硬要他当副保长，后来经过本村张荣桂（当过我方基干民兵，忠实可靠）去运东请示黄正义书记，黄认为干副保长，可以打入敌人内部，既能掩护地下工作，又便于获取敌人情报，对工作有利，是好事。同意昌武同志干副保长。听到这些我非常高兴。经过两次见面交谈，深感我们的关系完全可靠，是志同道合的弟兄。第三次见面时，我提出住在他家，他满口答应说：“我家有一间暗间，你住在里边，绝对保险。”接着把王学宽找来，一块商谈今后如何开展地下工作。从此我们三人便组成一个生死与共的战斗集体，以杨昌武家为基地，进行将近两年的地下斗争。
我住进昌武兄家不久，保长张兆凤伙同郭干臣的黑杀队，杀害了近邻张清业、张学清弟兄俩。这足以说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地下工作十分艰险。依据形势，我们采取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分化敌人，最后消灭敌人的斗争方针。没有活动经费，除了昌武兄主动承担一部分，我自己设法变卖家产和向亲友借贷。经过努力，逐步与未撤走的我方人员王士循、王亚东、王文策、郭克胜、张兆环、张清泉、夏贞然等人取得联系，共同开展工作，又发展了杨瑞久、娄开增等十多人，争取了顽保长王康全、王保银等五人。我的根子扎下了，工作局面打开了。
依靠组织，壮大队伍齐战斗
1947年农历11月，我步行前往洪泽湖泗县一带寻找上级组织，这次顺利地见到了东工委领导人闫长春，和淮北地委副书记兼联络部长姚克，他们对我的工作甚为满意。姚克同志把戴洪鼎交给我领导，并要我与王保金取得联系，给我布置一些新任务。这次，地委联络部给每个地下工作同志发了身份证明。我把这些证明信夹在一蒲包腥臭的咸鱼肚子里，背到昌武兄家。杨昌武同志的证明至今还保存着，这对每个地下工作同志来说有着深远意义。
返回敌区后，我的劲头更大了，很快增添了郭俊四、戴洪鼎、夏格然、王保金、沈永敬、张杰三等人，又争取了王敦吉等顽保长。人员多了，范围大了，为便于工作，我把全部人员划分为几个片区。河北乡由杨昌武、王学宽负责，杨昌武的父亲杨怀琛和杨瑞久担任联络通讯；河南乡由王士循负责；魏集小学由张清泉、王亚东负责；夏楼一带由戴洪鼎、夏格然负责，郭俊四担任联络通讯；曹瓦房、皂河、姚集由娄开增负责；王官集由王保金负责；张杰三年龄大，利用他在群众中的威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制造舆论。全盘工作由我负责，各片之间互不联系，整个活动的保密程度非常好，我住在杨昌武家，仅有王学宽、杨瑞久知道。杨昌武全家老小十多口人，个个守口如瓶，连10多岁的孩子也参与通信联络，但从不对外吐露半点风声。所以我的活动，敌人未曾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确定重点，矛头直指郭干臣
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我同几个主要成员认真分析了敌人的政治军事状况，认为睢北邳南的反动政权和反动分子是靠武力支撑的，而武力中心是郭干臣，郭干臣是邳睢地区反动派的靠山，只要消灭郭干臣，其余土顽不打自垮。所以我们的打击重点只能是也必须是郭干臣。
郭干臣是恶霸出身的土匪头子，一贯阴险狡猾，凶恶残忍，土匪成性。抗战前被国民党判刑坐牢，抗战初期，伙同其弟郭士臣打家劫舍，烧杀抢掠，绑架良民，强占民女，无恶不作。后来与国民党常备队二团陈彬三勾结，搞敌伪顽合流，反共反人民。陈彬三被我新四军消灭后，我方多次劝郭干臣停止反共，联合抗日，均遭他拒绝，不久他投降日寇，在魏集充当汉奸。这次还乡后，肆无忌惮地反攻倒算，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确定郭干臣为我们的重点打击目标，完全正确，深得人心。而对其余的乡保长，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对反共死硬分子，同样进行打击，但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如何消灭郭干臣？经反复研究，只有采取“打进去，拉过来”的策略。首先是“打进去”。我们把目标放在郭宜威身上。郭宜威干过革命工作，是我地方政府办事员，既有胆量，又聪明机智，与郭干臣是本家叔侄关系，东撤返回后，郭干臣不但没有找他麻烦，反而让他在手下当事务长，行动自由方便。郭宜威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我通过关系约郭宜威商谈，不出所料，郭宜威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从此，郭宜威在郭干臣这个牛魔王的肚子里积极开展工作，物色可以“拉过来”的对象。不久郭干臣的两个机枪班班长仲崇殿和戚花邦被争取过来了。这就意味着两个机枪班被我们所控制。为及时掌握动态，统一部署，逐步扎实开展工作，指派专人与仲、戚联系。与此同时，一方面以被争取过来的保长为基础，建立一批地下基层政权，为我们筹集粮款，控制他们手中的武器；另一方面加强舆论工作，搅乱敌人思想，瓦解敌人斗志。
总之，我们的全部工作都在为迎接郭干臣的末日而进行。
形势突变，苦寻地委指方向
正当工作顺利进展的时候，敌邳县八叉路的地下工作负责人张洪波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先后被敌人捕杀，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似乎敌人发现了我党地下工作的某些迹象。敌人加紧了清乡，时时搜查巡逻，对一切过往行人严加盘查，给我们整个活动带来严重威胁。面对这种形势，我指示各工作站点，提高警惕，加强隐蔽，小心谨慎，万万不可大意。而我自己，为防发生意外，打算到宿迁县曹瓦房娄开增家暂住几天。夜间出发，拂晓前，走到娄庄南头，正碰上几个保丁盘查，他们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慌不忙，掏出特制的身份证沉着回答：“从王营来，到南京去。”他们装模作样地看了看我的身份证，然后就放我走了。我敲开娄开增家门，他一见是我，惊恐地说：“哎呀，老天爷，你怎么来的？！刚才史四几个保丁正在抓你。这里你不能呆，赶快走，越快越好。”啊！多亏这些狗杂种不识字，也不认识我，否则，我刚才被他们逮住就没命啦，好险呐。我到哪里去呢？——找地委去。
离开娄家，一路向东，不到一个小时，东方发白，天快亮了。白天走路太危险，怎么办?正巧，面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小麦地，长势不错，我毫不犹豫地钻进麦地深处。我在麦地里整整躺了一天，直到天黑后，才到附近李庄王常保（自己人）家吃点饭。为安全起见，撇开村庄，标着北斗星，一拉荒向南急走。这一夜走了120里左右。天亮来到山南头村，这一带是游击区，我稍稍松了口气，这才感到我饥渴难耐，但也只得拖着极为疲惫的身躯，边走边打听，最后总算找到了邳睢工委及东工委的驻地，见到了闫宁波同志。
他告诉我地委正准备找我来开会研究进一步开展邳睢地区工作问题。第二天我和闫宁波同志一起去地委参加会议，时间是农历4月17日，到会二十余人。姚克同志传达地委关于进一步开展邳睢地区工作的指示，我汇报了邳睢地区地下工作情况，提出今后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集中力量攻克魏集据点，消灭郭干臣的重要性——魏集是睢宁的北大门，北可控制吕集、古邳、土山，直达陇海铁路沿线；东可威慑王圩、朱海、皂河，直到大运河西岸；西到龙集、双沟，直接影响相邻的铜山县。只要铲除魏集据点，消灭郭干臣，我们就可以在黄河故道以北建立一块稳固的阵地，长期战斗下去，并可以向魏集以南发展。目前，我们地下工作有着良好基础，情况明，地形熟，群众支持，消灭郭干臣的条件具备。最后经会议研究决定：
1、开展邳睢地区的工作关键，是消灭顽匪郭干臣，拔除魏集据点，乘有利时机速战速决，务必打胜。
2、定于农历5月10日，邳睢工委和东工委配合部队进入该地区，为保证此次战斗胜利，王保珍受邳睢工委和东工委领导，王保珍代号102，由闫宁波同志（代号101）直接领导，联络地点仍在杨昌武家。对不上代号不予接头。
3、王保珍同志立即返回敌占区，动员和组织地下武装力量，进一步争取和瓦解敌人，配合部队，协同作战，做好一切准备。
4、全国形势对我们有利，地委有决心打好这一仗，共同做好工作，胜利是有把握的。
地委的决定，使我受到极大鼓舞。但消灭郭干臣也并非易事。首先，魏集据点墙高沟深，碉堡坚固；其次，相距10公里之外的睢宁县城里驻着孙良诚一个师的正规军，敌援快；而强攻没有把握，稍有拖延，即会带来不堪设想的损失。必须慎重对待。
贯彻决定，实施调虎离山计
我于农历4月20日动身返回，连夜赶到杨昌武家，一路还算顺利。随即召集杨昌武、王学宽传达地委决定，商讨消灭郭干臣之策。他俩好像看到胜利的希望，兴高采烈，情绪激昂。我们最后讨论出一个较完整的方案。
首先是调虎离山。利用王学宽与郭干臣的子舅关系（郭的前妻是王之姐），给郭干臣吹风，使他明白魏集据点不可死守，否则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让他把窝空出来，以便我军顺利拔除据点，为彻底消灭郭干臣准备条件。
其次是大造舆论，扰乱敌心。依靠群众传播：洪泽湖和运河以东到处都是共产党八路军（延用抗战期间的习惯称呼），他们很快就要打过来，保安团没有用等等，以瓦解敌人斗志。
再次，通过郭宜威把已经被我们控制的力量进一步组织好，随时听从指挥，动员中间分子把枪藏起来，今后交给我们可以立功赎罪，尽可能地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
此后，我昼伏夜行，用了十个夜晚，把地委决定传达到每个片区，并布置任务。
几天之后，王学宽的工作顺利完成，郭干臣的心里打算是：守魏集是一条死路，共军一来我就走。一但被包围，就跑不掉了。
5月5日， 我约郭宜威在王士循家落实内线情况是：机枪班完全可以听从我们指挥，郭干臣完全无心死守魏集，一有风声，立即逃跑。对内线又进一步明确分工，郭宜威负责联系戚花邦，王保瑞负责联系仲崇殿，王亚东负责与郭宜威联系。
敌人惶惶，我等工作更艰险
我们的舆论工作，搅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顽匪们每天晚上集中，谁也搞不清干什么去，到处盘查巡逻。大约是5月2日夜，我路过刘马路发现一伙顽保长在路口集合，我躲进麦地，然后才绕道通过。后来我得知是顽保长陈茂堂、戴老恒、夏章然、徐昌启一伙人。保长张兆凤和保丁张兆绳常常借机查看杨昌武家。为安全起见，我移住黄河故道下的芦苇地里，几百亩芦苇长势正旺，这里空气好，有阳光，可以散散步，比暗屋里好；但蚊子多，潮湿，对外联系不方便，吃饭更成问题。有时我夜间出去工作带回些干粮，有时从群众菜园里摘几条黄瓜什么的，大多是由杨怀琛大伯按照联系信号给我送饭，这样还可以交换一下工作情况。每次他装作猎兔，扛着猎枪，到苇地边先放一枪，然后大喊“没打到，跑了”。我明白，没什么情况，就出来跟他接头。大约是5月4日晚上，天下雨，芦苇地里不能住，我回昌武兄家，夜九点左右，我正在吃饭，突然外面有人敲门，喊：“老献哥，开门”。（杨怀琛字献延，号称老献）我们立即紧张起来，昌武兄前去问明情况，转回来对我说，是河南的黄老炳、郭宜文、滕绍美几个保长，我躲进暗间，让他们进门。他们说，听说今晚八路军要从南面过来，河南不保险，到这儿来躲蔽一下。几个人在一起大骂国军孬种草包，净吃败仗等等。看来这伙人没有别的意思，昌武兄安排他们休息之后，把门反锁上，到暗屋里对我说：“你放心，没事。他们都睡下了，八个人都有枪，你千万不能动手，不然的话，暴露自己，耽误大事。”这一夜我没敢合眼，随时准备战斗，直到天亮他们走，我才放下心来。
这是一场虚惊，但足见我们舆论工作起了巨大作用，吓得敌人晕头转向，犹如惊弓之鸟，河南的向河北跑，河北的向西跑，不知哪里是他们的安身之地。
为迎接地委和部队到来，我的工作十分紧张，每天夜晚都外出活动。同样，敌人的活动也在加强。
5月7日夜，我到夏楼戴洪鼎、夏格然处检查工作，在麦地里碰头，谈完之后，已是半夜。我走到丁庄与夏楼之间的黄小桥时，听到前边的狗不停地叫，我立即蹲在路中间向前观察，看不见人，也听不到动静，狗却叫个不停。我转头向后一看，哎呀，就在三十来米外，一群人正向我走来，这时，我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只要站起来，就会被发现。路两旁是水，下水会有响声。情急之下，一个滚身翻到路坡下边，接着一阵急促地脚步声，十多个荷枪实弹的顽匪，从我身边走过，我看得清清楚楚。就这样我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溜了过来。真是老天爷保佑呀！回到芦苇地里，我的心久久无法平静。第二天，我强忍饥渴，直到天黑才到昌武兄家吃一顿饭。饭后，我与昌武兄正在麦场上谈话，事情又发生了。昌武兄突然发现二十米外有两个背枪的人正向我们走来，昌武兄立即大喝一声“谁，站住！”同时用电筒直射过去。我趁机躲到草垛后，从容逃脱，又一次从敌人眼皮底下溜走，太险了！要不是昌武兄反应及时，差一点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