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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到TFP驱动型型的经济增长。
第二，政府通过立法从偏向资本转向偏向劳动者，也出现在这个阶段。可以通过制度的调整，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在中国，最大的制度调整之一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
第三，处理内外失衡时，不能双管齐下。强大的贸易顺差有两个杠杆：一个劳动力便宜，一个假设汇率是扭曲的，扭曲多少也不知道。现在劳动力从便宜转到开始昂贵了，汇率调得过于厉害，经济就受到巨大的损害。
要注意避免几个误区。首先，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也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也不会在近期改变。通过贸易显示出来的结论，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没有占据国际竞争的地位。
其次劳动力短缺不意味着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是从劳动资本投入型的经济增长，转向TFP驱动型的增长，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增长。
再次，劳动力短缺不意味着政府积极就业政策可以有丝毫的松懈。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增加政府的服务，改善各种培训，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这些职能根本不会随着整体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而改变。
最后，劳动年龄人口虽然下降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将来不太增长，但是从总量上看，到2030年仍然有9.7亿，比今天的总量还要大。同样，它占总人口的比重从现在的71降到那时的67左右，但劳动年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仍然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虽然会发生一个拐点性变化，但根本国情不会变，只是在边界上影响选择。劳动力仍然要转移。从官方的统计看，还有44.8劳动力在农业中，从一些观察到的乐观估算看，也还有23的劳动力在农业中，而英国的这个数据只有1.2。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最高的是日本，有5.6，因此农村看不到很多年轻劳动力，但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劳动力转移的压力。
劳动力优势依然存在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我觉得在研究中可能忽略了一点。以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为例，当其进入到工业化高峰时期，开始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是同时因为工业化速度很快，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产品，所以在日本的1960年代，大约在1962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交换，就是农业的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而工业部门提供的资本物品流入农业部门，所以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继续产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可以向工业部门提供。这种人和资本物品的交换，使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
我看到蔡昉提供的报告里面有一个表，那里面也说到，按照现在的测算，农业劳动力已经转出去了2亿人，但农业部门还有1.8亿，如果不考虑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的确剩下的可以继续转出去的劳动力就不多了，就是他报告里所说的可能只有几千万。但是按照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只占全体劳动力比重3的水平来算，如果通过资本物品向农业部门的流入来获得新的劳动力剩余，未来农业劳动力可能也就需要两三千万人，那这1.8亿当中是不是就变成了还有1.5亿人可以转出来？所以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我们中国还是会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推动城市化，使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后不再回去，农村户口大量减少，这样的话土地才有可能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才能形成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可能性。
总之，我们的劳动力优势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至少在10年、15年之内可以保持的。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我国工业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吸纳的能力，有条件把农村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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