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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慢慢变老，但是没有能够保持人口结构均衡。所以，我们会出现一个人口负债的结果。
劳动力拐点与经济增长模式
《21世纪》：尽管这些年城乡劳动力流动速度加快，但许多研究者还是认为目前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蔡昉：存在着制度约束，劳动力还不是完全自由的流动，农民工老家有一块地。从这个意义上劳动力剩余状况是严重的现象。
我的研究证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呈一个减少的趋势，但是减少了一小部分并不表明没有劳动力的资源了。如果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这些剩余人口也存在着转移潜力。
《21世纪》：从数量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会越来越慢，但是不同的产业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不一样，怎么看这种产业间的差别？
蔡昉：我想强调两点，第一是当我判断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拐点，我指的是普通劳动力，因为技能型的劳动者永远是短缺的。普通劳动力也就是非熟练劳动者的短缺才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第二点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多高都不嫌高。我现在讲劳动力短缺，都是制度不变和激励不变的前提下讲的。但是事实上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变的，长期来看劳动力绝对意义上的短缺会慢慢出现。提高劳动者质量肯定必要。
长期看，终究会出现用技术和资本来替代劳动力的倾向。使用的资本、技术越多，对劳动者的要求也越高，所以人力资本多高都不够。教育的发展要跟上劳动力稀缺程度的变化。
《21世纪》：您怎么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位，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劳动力供求变化对我们的劳动力优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蔡昉：我们现在判断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只是美国的10以下，甚至只有5以下。中国劳动力素质也在提高，但仍然会长期比美国的工资低得多。国外有人就是利用我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要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不相信我们应该进入这个阶段，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总量相当大，据测算，到2020年，比现在劳动年龄总量还要大，仍然高于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劳动力转折点提供就业改革机遇
《21世纪》：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仍然存在1200万工作岗位的缺口。您怎样看待现在的失业问题，如何更有效应对？
蔡昉：第一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失业很大一部分都是结构性摩擦性失业，是因为市场功能不健全，还有一些公共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这样，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要做很多就业的公共服务。良好的规范劳动力市场，都可以减少摩擦性失业。
《21世纪》：出现劳动力供求转折以后，户籍制度、社会福利政策上有哪些措施来应对？
蔡昉：预测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不让它发生。出现劳动力供求转折倾向带来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机遇。需求最大时提供公共产品是最好的。政府要立法、执法和进行规制，针对不好的劳动力市场行为，执行力度一定要加大。
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需求，创造了改革户籍制度的好时机。劳动力供求转折出现，使实现城乡统一的就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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