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国内大多数研究人员，将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198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111.92）失调的主要成因，误归咎于瞒漏报女婴，从而把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说成是统计不实。事实上，这就等于否定了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果，表明实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远不像普查所揭示的那样严重。1994年，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1/2～3/4是由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注：于学军等主编：《中国人口发展评论：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由于政策决策者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与分析上欠缺科学论证，尤其是未充分倾听不同意见，难以全面、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进程，在指导思想与认识上难免出现偏差。这也是计划生育工作及其人口控制成效往往被高估、被夸大，一些结论经不起实践检验，一些做法不能持久，一些问题被掩盖的原因所在。最为明显的是，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

 　　三、紧缩政策与低生育水平付出的代价

 　　20世纪70年代实施“晚、稀、少”生育政策成效显著。它不仅对当时及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而且对80年代后期以来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都起了持续减缓压力等积极作用。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全社会都在尽享着“人口红利”带来的持久效应。若1979年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不刮“紧缩生育政策风”，1980年的全国生育水平，无疑将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这样，“人口红利”的作用，必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显现。此外，当时生育水平在城镇降至只生育一个孩子，在农村降至生育不足三个孩子，且其第三孩生育又处在急剧下降的通道中，都是在生育政策允许计划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下实现的。

 　　然而，当时有学者做了中国百年人口预测，提出按照1980年平均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的误称）为1.5的测算方案制订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可能更切合实际。规划2000年全国总人口为11.3亿，而2020年和2030年均为11.8亿；认为在全国大约有1.2亿育龄妇女中，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仅占6％，要提高到占百分之六七十，这中间包含着一场深刻的生育观上的革命，工作十分艰巨。一定要大力做好提高和巩固“一胎率”工作，实现20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设想（宋健等，1981）。时过不久，又有学者提出，12亿绝不是一项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而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实现21世纪总人口稳定在八九亿水平的长远规划也是有希望的，如果20世纪最后18年的工作做得不好，过去的努力就要事倍功半，百年后全国人口突破十五六亿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计划生育工作做得稍差一些，2000年总人口将超出12亿，但超出不会很多（田雪原，1984）。今天看来，虽然实践已对这些结论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但在当时“左”的思潮尚未清除，违背科学发展进程，超越发展阶段的“大跃进”思想，仍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基础。

 　　从人口科学来看，人口预测完全是一种不同参数下的人口发展趋势模拟。至于其准确性，一是取决于预测模型的科学性；二是取决于参数的模拟是否与未来实际人口变动的相应参数吻合。参数的选择与确定，只有经过深入的社会实地调查，反复比较研究，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后，才能在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