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稀、少”生育政策远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本应稳定的生育政策，受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及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和其相关论述的舆论影响，诱发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急于求成，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中的“提倡”二字，不分城乡地紧缩成了“只能”。其结果不仅没能将生育水平紧缩下来，反而引发了生育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的报复性反弹，也使计划生育工作遇到了空前未有的阻力，而且在国内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长期负面影响（马瀛通，2002）。

 　　在生育水平及其生育模式大幅滑坡的情况下，大部分地区为了年人口计划的达标而在统计中掺“水分”。因此，“水分”便成了人口计划达标的人为筹码与公开秘密。计划生育工作所走的这段弯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斥责“左”的东西时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7页。）

 　　相对“只准”生育一个孩子来说，始于1984年的完善生育政策，虽使生育政策的可行性大为改善，但多数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偏紧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而在那些凡经批准又恢复执行“晚、稀、少”生育政策的农村，生育水平及相关指标不仅迅速恢复到了1980年水平，而且还创出了历史新低，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从未发生异常。

 　　1991年5月12日，在多数农村地区生育政策偏紧、人口计划又难以完成的双重矛盾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实际人口控制能力出发，以远宽松于现行生育政策限定的出生人口量，求实地调整了20世纪末人口控制计划目标，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计划。显然，这是自1980年以来，最具求实意义的一项决策。

 　　然而，调整人口计划的实质及其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未被逐级所认识。落实到农村家庭实处的具体出生计划，并未因人口计划的调整而有任何变动，偏紧的生育政策仍是惟一的准绳。

 　　在生育率越低越好这一偏颇观点的影响下，鉴于各地仍把执行偏紧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计划生育率”作为考核的内容，加之在省级以下的各级行政区，人口计划又普遍存在着下达不合理及不科学的考核、评比、排队等问题，从而导致上报的出生人口数普遍都远远小于计划下达的出生人口数。如果上报的出生人口数果真是这样，那么，国家实在是没有调整人口计划的必要。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逐级出于政绩考虑，普遍都是以考核的指标内容为依据，有组织地在其统计中“注水”。这种虚报的人口计划完成情况，因其所依据的是生育政策，所以就与计划生育政策所限定的计划出生人口数颇为近似，从而把本应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年人口计划，竟按偏紧的生育政策所限定的计划出生人口数而轻松完成。其“水分”之大，竟使在客观存在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内，理应出现的高峰这一必然人口现象也被“水分”淹没了，就是在其峰值年份也未见到一点出生高峰的踪影。显然，此间的成绩是被虚假数字过分夸大。这种自下而上的虚报，竟迫使国家统计局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准确性，也大失水准且每况愈下。

 　　鉴于各地普遍顾虑在人口普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