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84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在持续了数年的缓慢加重而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生育水平才略显下降端倪。伴随着人为干扰胎儿性别的数量加速上升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程度的加剧，生育水平才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较其之前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

 　　随着B 超仪的日趋增多及检测胎儿性别的逐步蔓延，流产女胎的数量同时也呈加速增长，从而使出生女婴比重本已偏低的问题日趋严重。本应出生的女婴因胎儿性别选择而流产，故大大减少了本应出生的人口数量。人口出生数量如此减少的这种变化过程，既是1984～1990年间，生育率在前期呈波幅变小，末期呈略微下降的主要成因；也是1991～2004年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急剧加重，生育率明显下降的主要成因。至于极少数农村家庭为达到生一个男孩目的，采用“游击”方式生育的女孩之多，虽令人吃惊，但对整体生育水平来说却可忽略不计。据分析，以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度失调为代价的2000年全国妇女平均预期终身生育子女数，最乐观的估计约为1.8～2.0.近年来的农村社会调查显示，虽然坚持要生有一个男孩的家庭比例较高，但要生有一男一女的家庭却仍占绝大多数。囿于多数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是，已有一个女孩的夫妻可允许计划生第二孩，因此，孕妇第一胎做性别检测的很少。即使第一胎性别检测为女，大多数也是生下这个女孩并如实申报，但对所生第二孩却非要等到胎儿直至检测为男性时才生；囿于生育政策不允许已有一个男孩的夫妻生第二孩，部分家庭为了再生一个，要么将男婴误报为女婴，要么瞒报出生。极少数所生两个及以上都为女孩的家庭，为了生有一个男孩，往往瞒报出生，逃避处罚，直到他们认为相关政策对己适宜时，才去申报出生。足见人为胎儿性别选择及流产女胎，既是致成第二孩及以上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并随孩次升高而升高的成因，也是致成第二孩及以上分孩次出生性别比远高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的成因。分析与近期的调查都表明，瞒报的男婴要多于女婴，甚至女婴还有可能多报，否则，就不合乎那些计划外生育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逻辑。因此，实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及低年龄人口性别比，只有较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高而没有较其低的可能性。

 　　随着时间的顺延，年龄则从高向低顺延。2000年人口普查的全国低年龄人口性别比，从10岁的111.39至1岁的122.65，呈逐年龄持续显著上升态势，即随时间的顺延，呈逐年加速异常上升态势。据此可以推断：一是1990～1999年间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呈逐年加剧态势；二是2000年普查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因大幅低于1岁的性别比5.79个点而与其上升态势不符，合乎逻辑的是，其最低也要等于或大于1岁的性别比（122.65）。据此推算，至少要有30.28％的孕妇做过胎儿性别检测；三是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全国分市、镇、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同理最低也要等于或大于各自1岁性别比114.95、121.42和125.49.据此推算，分别至少要有15.38％、27.90％和35.70％的孕妇做过胎儿性别检测。然而，在男性偏好相当微弱或基本消失的大城市城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从未发生过失调。

 　　近期，对以持续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为代价或为主要成因所获取的低生育水平，务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代价既是酿成新人口问题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危险信号和警钟，也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规律认识不够充分，多数农村地区生育政策仍然偏紧等问题的综合反映。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