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烈聂春涛

烈士之子  聂恒升
　　
引言
　　父亲聂春涛，1922年出生于江苏省睢宁县魏集街东侯庄，行三。祖父聂自瑞是位忠厚老诚、做了大半辈子长短工的贫苦农民。听老辈讲，我家祖辈穷的叮当响，有几亩薄地，三间土房芦苇缮顶，连一张大木床都没有，冬天人睡在草铺上，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即使如此穷苦，祖父还让我父亲读了三年私塾。父亲15岁那年，祖父央人求得魏集街王党子王师傅收父亲为徒，学做木工手艺。
　　1938年初，经夏云①（夏同渠）同志介绍，我父亲参加魏集（八区）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使我父亲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基层指战员——营长兼教导员。后来在组织领导修建安徽佛子岭水库时，因突遭大风翻船，在抢救战友和民工时壮烈牺牲！时1954年7月28日上午，年仅33岁。1956年，伯父将父亲的遗骨背回。
　　父亲牺牲时姐姐八岁，我只有两岁。我们基本上对父亲的经历一无所知。1974年我从部队转业回来，已是无家可归、无亲可奔的孤儿，家没了，姐姐出嫁多年，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工作（驻南通）。一日王耀先叔叔从邱集回县，把我带到县工会主席夏云家里。经介绍后，夏老非常惊喜说：“你爸是我的老兵、老战友，从今天起，你就来我家吃住，工作嘛，我去民政局找。”
　　在夏老家吃住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地给我的以及和我父亲的共同战斗历程，我都分别一一记录。其间，在夏老家又见到了与我父亲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并肩作战的战友陈永山④伯父，他也是在佛子岭水库翻船溺水、被我父亲救生的六人之一。他是来睢宁老家并看望夏老的，原籍古邳，当时住在县政府一招，夏老将我介绍给他，真是太亲切了。后来，他留我在一招陪他三日，给我讲述父亲的革命事迹和他们之间革命的生死情结。我认真作记录。此文此所述之事，都是夏老和陈老的讲述，现分别记述如下：

一、夏老的忆述
　　我俩是1938年初，你父亲在魏集南头王党子学做木工手艺时认识的。有进步思想，不久，我介绍他参加魏集（八区）抗日游击队，因为他有点文化，很快被选任干通讯员。睢宁独立大队成立时，我和你父亲同时参加的。
　　1938年秋，我和你父亲聂春涛跟随区队队长夏玉华②、教导员刁精轩③参加保卫睢宁，阻止驻徐州日军向东入侵双沟的纪湾战斗，仗打得十分激烈，你父亲表现出不怕牺牲的勇气。尽管当时敌强我弱，和日本人的武器装备悬殊很大，但我们区队利用熟悉的有利地形，抢占先机，边打边撤，仗一直打到黄昏，最终安全转移到孟圩一带。此仗击毙日军20余人，我区队无一伤亡。这是我部成立以来继围攻土山镇战斗胜利之后的又一次胜利。
    1939年初，我党革命还处在非常的低潮时期，武装力量也处在低级阶段，日伪、地主等反动势力横行乡里，地方“维持会”依仗日本人欺压百姓，祸害人民，国民党抓壮丁并到处抢粮、牵牛、拉猪羊、抢财物，劳苦百姓整天提心吊胆，无法正常生活。经报请上级同意，5月21日，我区队接准确情报，魏集“维持会”会长马从骥从睢宁偷偷回到魏集街“隆源长”商号。在夏玉华队长的率领下，选我们班执行对马从骥的抓捕任务。首先指派我和聂春涛二人先行到商号打听，得知马从骥确实在店内后屋休息，情况核实后，我俩向后一招手，他们八九个人与我们二人迅速直奔后屋内，将马从骥擒获。然后将其押回游击支队驻地（魏集北吕集西）胡套子砍头示众。从此，睢北一些地主恶霸、日本汉奸走狗，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
　　时隔不久，还是我们十几个人，跟随区队长夏玉华到张圩北占城去铲除罪大恶极、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维持会”会长魏老佩。此贼死心踏地协助日本鬼子捕杀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那天，正好利用占城逢集，我和你父亲聂春涛等12人都着便装混在赶集的人群中。经打听，魏老佩正在一烟店闲坐，队长命我和春涛到魏老佩跟前谎称：有重要事向他报告。当魏贼刚出店门时，夏玉华队长掏出手枪，对准魏老佩连开三枪。这时，赶集人闻枪声大乱，聂春涛此时有意地大喊：“日本鬼子来啦，快跑呀！”我们小队十二人也就此乘乱安全撤离了。
　　从魏集八区游击队转入县独立大队和邳睢独立团之前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这支抗日队伍在地下党及营长夏玉华等同志的率领下，对汉奸、恶霸抓了一些，也杀了一些，枪毙了像魏集东侯庄夏宜树之类的民族败类、汉奸恶霸和走狗，这对于我们开展革命活动，对于老百姓过安稳日子，都大有益处。再也没有人敢向日本鬼子通风报信了，我们区队和独立大队开展革命活动也就更加顺畅、更加安全了。
　　同年初冬，我和聂春涛同时随睢宁魏集（八区）游击队并入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一梯队睢宁独立大队三营三连以后，春涛升任三连三排排长。和春涛并肩战斗的战例还有很多，如：
　　1939年春，参加史垣墙对日伏击战；5月，参加攻打魏集夺取圩北据点，碉堡之战；5月底，参加取皂河之战；6月，参加魏集西、王前楼据点之战；1940年春，开赴宿迁，参加击退日伪军的江桥之战等等。
　　1940年初春，刘永章任邳睢县县委书记时，经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与新四军淮北第三军分区决定：从一梯队和睢宁地方武装独立大队的一千八百余人中抽调一千五百人编入新四军苏皖纵队邳睢独立一团，此时，上级党组织已批准聂春涛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参加新四军之后，参加的战斗更多了，身为排长的他，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1941年2月，我们同时参加归仁集东七里库之战；同年，又参加攻克青阳马公殿之战；秋季，赴泗阳镇参加歼灭反动小刀会之战；1942年，又一起参加攻打围歼睢城北车店之战等。
　　1942年8月27日，这天可能是中秋节的第二天，据可靠情报报告，驻魏集的日、伪军要向吕集一带进行“扫荡”。为选择和抢占有利地形，更好地消灭敌人，我睢宁独立大队三营，在营长夏玉华同志、教导员刁精轩同志的带领下，连夜奔赴吕集，并就地召开排连长干部会议，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东西两侧各放一连和二连两个连的兵力，营部和聂春涛所在的三连则埋伏在谭高宅子的高宅子上。一切布置部绪后，全体官兵严阵以待，就等敌人上钩了。
　　天刚放亮，敌人鬼鬼崇崇地露头了，二十五六个日本鬼子，其中有两个枪上挑着太阳旗，夹在一百多个伪军中间，一个个东张西望，好像被人打怕了似的，猫着腰，缩着脖子，过了故黄河，通过郭集，分两队顺着路沟向吕集走来。敌人非常狡猾，顺着长满篦麻的路沟里钻了出来，当我东西两岗哨发现时，他们已摸到近前，经一番搏斗，两岗哨牺牲了。这时我主阵地位置虽未暴露，但敌人已心惊胆颤不敢冒然前进了，随后日伪军企图两路配合，意欲从我营正面攻击前进，正在日伪军向吕集中间行动时，我们埋伏在东西两侧的一连、二连的机枪、步枪突然咆哮起来，雨点般的子弹一齐向日伪军倾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再也不敢前进半步。待敌人清醒过来，试图从侧面向我方背后迂回包抄，岂知，这又恰好暴露在我们三连和营指挥所的谭高宅子面前，全营战士一个个手持大刀，枪击刀砍，杀声震天。仅二十多分钟战斗结束，毙杀日军24人，伪军33人。而我三营包括两哨兵以牺牲三人、伤九人以微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群众和全营官兵的抗战士气。
　　同年11月，我们又参加攻打灵璧城的战斗，活捉了伪县长徐和璧；同时，围捕了国民党纵队司令员许志远。
　　1943年3月，又同时参加泗洪山子头战斗，击毙了国民党旅长王光夏，俘获了江苏省伪主席韩德勤。
　　1943年8月8日，我带领聂春涛全排三十多人，在魏集韩坝阻击运河增援睢宁的一小队日军。那天，我们埋伏在东西路沟两边后，远远地就瞧见三十多个两小队日本兵，缓缓地向我们这边走来，前面一个鬼子兵枪上挑着个太阳旗。我们在路沟两边蕾草和刺槐树的掩蔽下，待鬼子兵行进至我全排战士面前时，聂排长枪声一响，全排战士个个弹无虚发，还没等日本兵返过神来，仅一袋烟工夫，就歼灭日军三十多人，无一人逃走，缴获轻重机枪两挺，长短枪二十多支，战刀两把，手雷四十余人，子弹六百多发。我排无一人伤亡。
　　次日，我与三排长聂春涛及三营全体官兵利用缴获的轻重武器，参加了著名的叶场围困战，配合八路军四师九旅二十七团攻打叶场，历经七天七夜围困，通过攻打、近迫作业挖工事，造声势等，最终迫使叶场内的日伪军弹尽粮绝，缴械投降。
　　1944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县区军民展开了局部性的反攻，以逐步扩大革命根据地。
　　4月，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在泗、灵地方武装力量和我县独立一团的配合下，对朱楼、朱吊桥敌伪两据点发动了进攻，摧毁朱吊桥据点，击溃敌伪中队长朱向军等四十多人。次日，拔除了朱楼据点，俘敌百余人。
　　1945年5月14日，我邳睢县独立一团配合九旅二十七团突袭邱集朱开大桥伪据点，全歼敌七十多人。然后设下“口袋阵”，包围伪军三个中队，击毙伪区长邱锡康后，经猛打猛攻，又歼敌二百余人。
　　1945年6月19日，八路军四师九旅二十七团和我苏皖纵队第三军分区三个独立团联合攻打睢宁城，经二十一天围攻，伪县长夏铄武、伪团长王学阶缴械投降，7月10日睢宁迎来第一次解放。
　　8月2日，三分区司令员赵汇川命令独立一团和独立二团联合发起解放双沟的战斗。经侦察，日伪军的驻守防备森严，双沟圩内南北各有一个据点。聂春涛和我所在的独立一团，在团长叶道友的率领下，攻打北据点。战斗打响后我三营在夏玉华营长的带领下，由北堰堤南向南攻击前进，一步步逼近据点，当接近到二十多米时，再用重武器、手榴弹排一步步向前逼进。最后据点被我营炸毁，敌军随后向南溃退，我独立一团的勇士们猛打猛追，击毙了南逃窜之敌。此刻，南据点碉堡内的日伪军也在我独立二团的包抄和围击中。我团的喊杀声逐步向南攻击压进，困守在南据点的日伪军听到喊杀声，见大事已去，纷纷丢下武器也向南逃窜，我们两团官兵乘胜追击，全歼逃窜之敌。
　　至此时，睢宁全境获得了第一次解放。
　　同年8月13日，根据革命战争形势发展，新四军苏皖纵队邳睢独立一团改编为八路军华东野战军十一纵四师十二旅三十四团，聂春涛同志被编入三十四团二营三连，任连长。

二、陈永山老人的回忆
　　我和你父亲春涛同志相识在40年代初期，叶场战斗的时候，他是有名的‘机枪排长’，七八区人员（龙、姚、古、魏）经常联合作战，淮北三分区邳睢独立大队和睢宁独立一团建立后，我们就更熟悉了。
　　1945年8月13日，我和你父亲春涛同志一起编入四师十二旅三十四团二营三连，春涛同志任连长（夏云及部分同志留在地方独立团、夏玉华同志已调出我营、团），当时我在三连任排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蒋介石破坏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议，又重新挑起内战，并调动大批军队进攻解放区。被打倒的地主、“反动派” 卷土重来，反攻倒算，一时间，我党和拥护我们党的革命干群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我们部队的后勤供用也更加难以保障。
　　1945年底，部队重新组建（十二旅）后在安徽境内整训。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和经济封锁，我们在旅长饶子建、政委张太生的带领下，发动了攻打时村的战斗。计划由三十四团主攻，三十五团配合，三十六团围攻永安集。经充分的战前准备，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决心解放时村，有的甚至把珍贵物品交予组织保管。战斗打响后，三十四团的突击队员们首先从北门突破敌前沿阵地，并击退敌人三次反冲锋。一营长吴生才率我和聂春涛所在的二梯队冲进敌城内，和敌人进行巷战和白刃格斗，此时三十五团也杀进城中，两团官兵联合并肩作战，敌人不支，突围向南狼狈逃窜。我们乘胜奋勇追击，经一天一夜激战，共歼敌二千余人，活捉伪师长胡泽普。不幸的是我们的同乡、一营长吴生才（睢宁张集人）在战斗中弹壮烈牺牲了。
　　永安集被我们三十六团围困三天三夜，最后通过近迫作业，逐步向前推进，经过近四五个小时激战，毙伤敌伪军三百余人，活捉了伪团长刘永贵等以下官兵七百余人。
　　1946年初，是我党革命最低潮时期，也是我们部队最艰苦的年月。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防止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爪牙的迫害、抓捕，地方党员干部和武装要东撤至洪泽湖或山东一线，撤离不掉的要做地下的隐蔽斗争；华东野战军向安徽西部、西南部转移，九旅及少部地方武装撤往山东。
　　1946年初，在纵队司令张爱萍、政委饶漱石的指挥下，在旅长饶子建、政委张太生的率领下，我部逐步地向安徽西部转移。
　　当时敌强我弱，比不了国民党美式装备的八路军，有时连子弹也难以供应，我们只好靠自己的两条腿与国民党部队兜圈子，打游击，搞拉锯战，有时整营整团地分散活动，有时集中兵力，握紧拳头，狠狠打击敌人，抓住小股敌人，全部歼灭，整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清我部的意图，搞不清我们是大部队，还是地方武装游击队。我们就这样北走走，西走走，东打一下，西打一下，边走边打，走回来，又打回去，在艰难的环境中一路坚持了下来。
　　1946年冬，我们华东野战军十一纵四师十二旅抽调两个团三千三百多人和两个骑兵团，准备攻打淮北，同时动员组织各县地方武装，配合我其他兄弟团攻打周边县、集、镇，巩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以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粉碎国民党的内战、经济封锁的阴谋。
　　当时，淮北人民也处在腥风血雨、狼烟遍地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反攻倒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急需我们正规部队去解难，当时我部传诵一个顺口溜说：“两望淮北父老哭，烈士英灵埋黄土，抗日八年根据地，岂容蒋贼去玷污大。”全连战士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激昂，随时准备投入保住淮北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战斗。
　　攻打淮北的战役打响后，我连在连长聂春涛的带领下，经一个多小时的工夫，顺利消灭驻守淮北的桂顽五二二团三营的一个连，缴获六○炮一门，轻机枪五挺，子弹二千余发，俘虏六十多人，毙敌连长以下四十多人。经两天两夜攻击，我们两个团会合了，淮北第二次解放了，人民群众欢心鼓舞。
　　这次夺取淮北战役的胜利，是对蒋介石破坏国共两党停火协议，挑起内战的当头一棒。
　　淮北战役后，我们部继续边走边打，向西线绕圈子，避免和国民党正规部队、大部队正面接触，遇其小股全部歼灭，避强打弱，敌疲我打，并避免与民争食，经常连续作战，夜夜行军，宿营做工事，终无饱日，只好以山芋叶子、野菜树皮充饥，棉衣改夹衣，夹衣改单衣，一路向西，向山区转移，靠两条腿与敌人周旋，有时不休息，连走边睡，睡着摔倒爬起来再走。转圈子虽然是时间长，但能瞅到小股敌人打，路包得多些，是苦些累些，但想革命有成功的一天，再苦再累心也甘。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要走出八路军的志气，为了中国明天的解放，我们要打出八路军的威风。
　　经过与敌人几个月的周旋和行军打仗，终于在1947年初到达大别山区潜山、薛家岗一带，与刘伯承、邓小平下辖一部会合。
　　在大别山地区活动期间，我们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了减租减息和生产自救运动，同时还严防国民党军队进犯和侵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胜利恢复了大别山区的革命根据地。
　　1948年初夏，在中央总前委和毛主席英明指挥下，华北战场捷报频传。同年10月，我们第十一纵十二旅奉命北上，据消息说要打徐州了，我们邳睢县的三十四团的官兵，心中万分高兴，有的同志跳起来喊：“我们回家了”。
　　10月23日午后，我们在饶旅长、张政委的率领下北上，经长途跋涉，于11月1日到达徐州东土山镇一带，经几日休息后，与山东兵团会合了。11月11日，我十一纵十二旅在江淮军区部队的配合下投入战斗，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大庙、曹八集、大许家一线围歼、堵截其切断黄百韬兵团国民党撤向徐州的退路，围歼、消灭国民党徐州外围之敌。在我军强大凌厉的政治攻势下，敌人军心浮动，指挥官们早就想着各自的退路了。至此，黄百韬主力部队已被我八路军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中原野战军、苏北兵团、山东兵团，紧紧合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的十几公里范围内。此时，徐州西北的何基沣五十九军、张克侠的七十七军已在贾汪地区宣布起义；东南线孙良诚一○七军在睢宁王集、双沟一线宣布起义并调转枪口，配合苏北兵团、江淮军区、苏皖部队向徐州进发。
　　11月21日晚，徐州外围几十里的上空，满天红色的信号弹齐发，划破徐州周边宁静的夜空。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苏北兵团、山东兵团及各纵队在粟裕统一的指挥下，发起了全面的总攻击，22日晚6时许，协同作战的八路军华东野战军八纵在小垸上将黄百韬击毙。由此，淮海战役取得了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
　　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4月21日，我纵十二旅在安徽枞阳抢渡过江，参加解放南京的渡江战役，4月23日，南京解放。此时，长江两岸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
　　1949年5月初，我部渡江后又奉命南下至浙江镇海、北仑、舟山群岛的海防前线驻防。
　　1950年初，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主席作出英明决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部经动员后，抽一个有作战经验的战斗团入朝作战。我和聂春涛同志带头报了名，参加抗美援朝，我当时是一营二连一排排长，聂连长是一营二连连长，经近一个月的强化技能的训练，我们被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工程兵，首批赴朝参战，比其他赴朝参战部队提前近一个多月。
　　1950年9月9日，我们这支特种部队悄悄地跨过鸭绿江大桥，进入“三八线”后五公里处一个山洞旁，我团与物资转动站（团级、两个月后为第一物资转动站）和一个高炮营协同工作。主要任务是保桥、护路，保证部队、物资顺利进入朝鲜各战点。团指挥部与转运站同住在山洞内。
　　一连三天，只听见远处美国鬼子的枪炮声，并没见美军的飞机来侵扰，这对于我们这支保路护桥防轰炸的工程兵来说简直是美事。当我们还在庆幸中时，不料晚饭后七时刚过，三架超低空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我团的战士多数已进入地堡、桥头堡、山洞内，只有一个班的十二名战士在路上巡路警戒，这时三架敌机一阵机枪扫射，丢下十几颗炸弹，扬长而去。路上巡逻的战士，其中一个中弹牺牲，一个肩部被飞机上的机枪击中多处，转运站地面货场上的一个同志也头部中弹，牺牲了。
　　我们这支新来的特殊部队被美国鬼子发现了。
　　在国内强化训练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已无现实意义了。团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二十四小时巡查，二十四小时保修，干部二十四小时值班，实行三班运转制，确保道路桥梁畅通，确保部队通行，确保车辆、物资畅通。这条道路就是我军的生命线！
　　自从我们被敌人发现后，物资转运站、高炮营和我们团简直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遭受美国鬼子的炮火、飞机的轰炸，机枪的扫射。我们则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护桥、护路、护物资，昼夜不分地填坑、排弹雷、平路、清障。
　　一天午饭后，聂春涛连长带领一班战士分散查路，突然发现右侧一小山窝里有炮火向我运输车队和路面上炮击，聂连长叫三个战士继续观察，同时带上其余战士向团部汇报，经与战斗部队联系，他们暂时抽不出兵力来端掉这股敌人，经批准，由聂连长带我们排，每人带十颗手榴弹，一支苏式冲锋枪，登上一个山头上仔细观察，发现小山窝里果然隐藏着六门大炮和十几个美国鬼子。我们三十八人在小树林的掩护下，悄悄摸近敌炮群约二十米，聂连长低声说：“准备手榴弹，一、二、三，投”。三十八颗手榴弹一齐向敌炮群投去，如同天上掉下一个大炸弹……。聂连长又大声说：“准备手榴弹，一、二、三，投”！三十八颗手榴弹又一齐向敌炮群投去，又如同一个大炸弹，聂连长又大声说：“冲锋枪扫射。”三十八支冲锋枪一齐向敌人射去，仅十几分钟的工夫，十几个美国鬼子一个个都上西天了，地上留下了十八具尸体，两三个大弹坑和横七歪八的炮筒、轮胎。我和战士们高兴得又蹦又跳，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我们聂连长太伟大了。”后来，我们三十八个人被团部各记“二等功”一次。一个多月后，聂春涛同志接替了牺牲营长张格光（张集人）兼教导员的职务。我接任了副营长兼连长的职务。
　　1951年7月的一天，我们奉命换防回国，就此与我军的“生命线”再见了，三百多天真快啊，一千二百多战友仅剩下近八百人了，三百天，我们胜利地凯旋。
　　1951年7月中旬，我和聂春涛所在的团撤至河北怀来、涿鹿休息整顿。我和一部分战友探家，极少一部分同志（伤残）转业到地方工作。一个月后恢复团建制，（当时我是副营长，连长不兼任了）聂春涛同志依然是营长、教导员。参加官厅水库治理。直至10月份才真正了解它是治理海河的序幕。
　　1950年7月，淮河发生特大洪涝，正阳关水位超过1931年水位0.98米。由于在淮海战役时期堤坝遭到破坏，加上淮河泥沙淤积、大别山区洪水泛滥，从而造成大范围洪灾。在这次洪水中，河南、安徽两地受灾面积达3400余万亩，灾民达1400万人之多，江苏北部许多地区一片汪洋。洪水中倒塌房屋计100万间之多，断粮人数达600多万。
　　1950年7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看到华东防汛指挥部的急电后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定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8月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今年火灾为百年来所未有……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的人或攀树上失足坠水（或树上被毒蛇咬死、或船小浪大翻船致死……）。”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文时不禁落泪。
　　8月5日、8月31日、9月21日，毛泽东主席连作三个批示，督促尽早治淮，不久，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
　　1951年12月，为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伟大英明批示，我和聂春涛营长所在的工程兵部队奉命调往安徽南照、王截流、润河所在地，对这一带的淮河进行疏通、治理。
　　1953年6月上旬，江苏省军区、安徽军分区、国家水利部、华东军政委员会调我部两个团，到大别山西部霍山县境内，会同水利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近千名在校大学生的实习生，共近两万多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六安市政府、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修筑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拦洪大坝”、“中国第一截洪大坝”，并对岸坡进行加固、捞底和削平东西两山（520米）山侧斜面。
　　1954年7月28日由我值勤，带领80多名干部战士工作在施工各个现场，当时水库已开始蓄水。中午时分，大部分民工已乘船回到工棚，等吃午饭，尚有四船在归渡中。按规定，我们部队所乘的两船，要最后一个离开。就在此时，库面突起大风，接着大雨如注。岸上工棚飞天，库内木船翻覆，人尽落水。聂营长和一号首长（团级）见此情景，立即从办公室出来，奔向岸边，扑入水中救人。聂营长生长在河边，水性极好，无所畏惧，一鼓作气，连救六人上岸（我是其中一位）。当他救第七位战士时，被其死死抱住（打捞出水时两人还抱在一起），最后双双沉入水底，壮烈牺牲。我们被救的六人，有一人施救无效死亡。
　　在这次大灾大难中，团长和聂营长都壮烈牺牲了，这是我永生都难以忘怀的。
　　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来悼念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革命前辈，更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它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认真踏实地干好各自的工作。
结束语
　　今年，是我父亲聂春涛烈士为革命牺牲60周年，我翻阅记录、走访安徽霍山、佛子岭水库，整理此文，一是悼念亲人，激励后辈，同时将尘封60的聂春涛的英雄事迹再次公诸于众，使之分享光荣，深受教育，提高革命觉悟，增进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伟大，光荣正确地中国共产党，增强干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以上记述主要依据父亲战友回忆、安徽省霍山县文史科、霍山县民政局资料室、零山县佛子岭水库纪念馆相关档案资料，经多次修改整理而成，错漏之处恳请知情人指正。

注：　
    ①夏云（夏同渠），江苏睢宁魏集人，四十年代，睢宁县魏集（八区）区游击队员，区小队长、副连长中队长、副营长县大队大队长；五十年代，睢宁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县委委员；六十年代，睢宁县检察长、总工会主席、县委委员；七十年代离休；已病故。
　　②夏玉华，江苏睢宁魏集人，四十年代，魏集（八区）游击队县独立大队中队长；九旅二十五团三营营长；淮北七分区独立一团团长；五十年代，浙江军分区嘉兴军分区副政委；六十年代，浙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后勤部政委等；七十年代，浙江军分区后勤部长；八十年代病休，现已病故。
　　③刁精轩，江苏睢宁魏集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1942年睢宁八区游击中队教导员；1943年牺牲于魏集南仲庄。
　　④陈永山，江苏睢宁古邳人，四十年代，睢宁（七区）游击队队员，排长；五十年代，工程兵某部连长、副营长；六十年代，团参谋长、团长；七十年代，师长；武汉军区（二炮）高射炮部队（正军级）副司令员，是父亲所救战友七人中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