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风雨雨的年代

仝林德

　　“文革”期间，乃至“文革”结束后的一两年，那时所发生的事件真令人匪夷所思，不知怎么的就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真所谓“人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在这期间，我就摊上三四件事儿。
　　记得1978年4月，我出差回到计委，一进办公室，有几个同志一齐指着我的办公桌下面说：“有人送你一桶豆油，你看！你看！是邱集公社一个小孩送来的。”现在看来一桶油算什么呢？可在当时就是一件大事，从他们的神态、表情和声调上来说，办公室就像开了锅似的，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猜想看，要有大难临头，得沉着冷静快速地处理好。我思索着，邱集没有亲戚，谁会突然送油来呢。跟“油”有关系的事就是那年春节过后，上班时大家都围绕舌尖上的问题，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自然就说到油上。那时油是计划供应的，非农业户口每人每月四两。要是现在两天就吃光了。那时就得省着吃，就是再会省，也不够一个月吃的。于是便到黑市上买高价油。有一天，侯俊同志跟我说：“等到今年秋天，请邱集公社的胡股长给咱们打两槽油，计委就10几个人，每人弄10斤一年也就差不多了。邱集产黄豆也便宜。”侯俊同志是邱集人，那里情况他熟悉。后来在路上，我与胡股长不期而遇，就把侯俊同志说的话给他说了，难道能是他送来的吗。
　　想到此，我便到农业局打电话问问，结果还真叫我猜着了。我跟胡股长说：“前些天，是不是你给我送一桶豆油？”
　　“是的，是我叫小孩给你送去的。”
　　“你小孩把油送在我办公桌下面，弄得办公室像开锅一样……。”
　　“哎唷！对不起了！”
　　“我哪能要你送的油呢，我给寄钱去吧。”
　　豆油计划价是0.8元1斤，市场价1.2元1斤，我寄了10元钱去，并把汇票保存笔记本里。我以为这样做就没有事了，谁知事与愿违。有一天，三电办公室的H同志跟我说：“你家小D到徐主任那里告你黑状，说你给邱集1吨导线，邱集给你1桶油。”后来，徐主任来问我。我说：“小D胡扯！给邱集导线事儿，是我在李集召开三电会议时，我告诉邱集供电站长的，老仝出发了不知此事，这与他无关。”
　　听了H同志的一番话，真感到震惊和感叹：我为我及时主动地给邱集汇款而感到欣慰，也为小D编造谎言污陷感到悲哀，更为H同志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感到钦佩，同时还为领导同志对这种污良为盗的行为不予揭露和批评感到困惑。
　　是年农历八月十四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爱人去给岳父送节礼。第二天早饭前，我在大门正南菜园里拔草，后到菜园南面汪里洗洗手。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一个人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走进了岳父家，不多时，又有两三个人急匆匆的也走进岳父家又把那个大包拖了出来，向庄西头走去，消失在树林里。庄子上一切又归于平静。我走进大门，来到堂屋，爱人指着闷坐在软床边上的一个年青人说：“这是高作来的表弟。”我们相互打了招呼。不一会饭菜都端上来了。吃过早饭，我们便回县城去了。在路上，爱人才告诉我：“表弟从高作弄了一袋子棉花，被队里来给查走了。”这些事都与我无关，所以听而不闻。到家后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个中秋节，谁知八月十六日一上班，不愉快的事情就发生了。单主任找我谈话，他说：“你家属那个大队，有人打来电话，说生产队棉花被盗。我们相信你不会去偷的，至于你家属偷的或者你亲戚偷的，这都与你无关，你把你家属送回生产队就行。送到你就回来。”
　　我即刻回到家，把单主任的交待说给我爱人听。我爱人一听肺就要气炸了，说：“表弟弄来的棉花不是被队里拿走了吗，怎么会扯到我们家了。”
　　等一到岳父家，听他一讲，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而矛头是指向我的。看棉花的那个小棚子北边少了一大片棉花，而且田地里还有皮鞋的印迹。他那个庄子没有一个人穿皮鞋，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
　　等到星期六下午，我去接我的爱人。一到家，才知道我走之后发生不平常的一切。
　　召开群众大会，把我岳父弄来批斗，要他交待小棚子北边地里皮鞋印迹是怎么回事，斗来斗去，也没有什么结果。散会了，有人才敢告诉我岳父：“冤大不能埋啊！小棚子北边的是×××家的亲戚来俺这儿走亲戚，帮助摘的，俺队里拾棉花是摘絮，她们睢城乡是摘桃，这与你有什么关系，跟你女婿更沾不上边。”
　　我岳父急忙到某家一去看，果然如此，棉桃还在席上晒着呢，有的才大半干。
　　我爱人得知此情，气得在大门口像发了疯似的骂了一上午，小孩姨娘也来助阵，直骂得淋漓尽致，狗血喷头。后来听说大队干部半年没敢进庄。
　　纸里包不住火，时间长了内幕就被揭开了。导演这出闹剧竟然是小孩舅舅，房分不算近，就是再远也不能干出这种昧着良心，栽污他人的勾当。
　　一个人应该以诚实为本，故弄玄虚必遭恶报，轻则头破血流，重则身败名劣，只有老老实实地做人，才能留下光彩的人生轨迹。
　　以上发生的事都是小事，是令人生气的事，叫人闹心的事。回想起“文革”中所发生的事就不是轻描淡写的事，是要坐牢是要杀头的事。一是查我在文化馆写“反标”，二是查我的书签，书签上端有毛主席头像，谁在头像上打个“×”，放在我的台板下面，你说这不是惊天动地大事吗。
　　大概是1972年5月，我从上海出发回来，有领导同志问我正月初七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时隔近百天了，谁能记住一百天前某天他干什么事？我便问倪秘书，他是细致的人或许他能记得。他告诉我：“那天下午在南礼堂听报告，天还下着小雨加雪，我坐在刘县长身边，你站在刘县长身后。”我把这情况写好报上去了。信息反馈：不对！那是正月初六，不是初七。我正准备进一步弄清情况，谁知这事就查到我家里去。居委会治保主任找我家属谈话，也是问我正月初七晚上在干什么？我家属回答：“他干什么你去问他局长，他一天到晚都在外边跑，我知道那天他干什么去了。”治保主任又问我家属：“你那天晚上干什么？”“我在睡觉的！”
　　“你在睡觉有谁来证明。”
　　“我一个女人在家睡觉去找谁证明。”她后来知道是查我写反标的，说着哭起来了。她这一哭不大要紧，把两个孩子也吓哭了，父亲也跟着哭了起来。我急忙安慰全家，说：“我是党培养的国家干部，没有党的培养，现在我只能是做个生意人。虽然成分高，但党有政策，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为了两大翻水站工程机电配套，夜以继日的在沪宁线奔波。1961年，我们毕业分到睢宁的同学80%下放农村，我没下放，而且工资那么高，比科长工资都高，我怎么会写反标呢。”经我劝说，全家稍微安定下来。家属停止哭声不放心的问“要是把你抓起来，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可怎么办啊？”
　　“我没写反标，凭什么抓人！”
　　“你不要做硬头眼子，说杨小六写反标，把他抓起来之后，他那个字体写的反标又出现了，罪你不得受吗！”
　　“你不要怕，我去找王部长说清楚，过两天我还得跟他去上海，你把孩子带好。”
　　我离开家没有去找王部长，那话是说给家属听的，壮壮胆子。我得把此事处理好，才能脱身，安心的把采购工作完成。来到办公室，心想正月初十前都在办公啦呱的，我还打了两个上海长途。于是打开抽屉，翻开笔记本一看，正月初五打一次，还有一次呢？笔记本上没写。正月初六下雨雪，我不会上办公室，有可能是初七。一天晚上，我把刘保杰找来，请他在三电办公室打电话问查号台，就说发生一件几十万元的重大责任事故，如果正月初七我们打了电话，责任就在对方，否则就在我们。初始，话务员不给查长途挂号单，原因是上月的单子已交到上边去了。经与长途台唇枪舌箭的一翻交涉，话务员终于同意给找挂号单：“时间：正月初七，挂号人：姓仝，挂号时间：7：50，接通时间8：05，讲了7分钟，接话人姓王。”
　　一听这话，我如释重负。即刻按照挂号单上的内容写成书面材料，第二天便交到负责同志那里。他正与公安干警叽叽咕咕讲些什么，书面材料往他面前一交，转脸就走开了。
　　不久就接到通知，警报解除了，该上哪去就上哪去。
　　我又能飞了！
　　过一段时间才听说，工程股的同志都是怀疑对象。因为文化馆出现的反标是仿宋体，工程股的同志绘图都用仿宋体，我刻钢板是方块字艺术体，近似于仿宋，因为会刻钢板，惹来一场虚惊。
　　俗话说祸不单行。隔了几个月，劳动局华局长找我，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明什么事，而是先问道：“你可有书签？”我脱口而出：“有！”我又补充道：“计委其他同志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书签。”她又拿出一枚书签，“这可是你的？”我一看惊出一身冷汗，书签上端有毛主席头像，谁在头像上打个“×”。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这可是杀头之罪。“这不是我的！”我斩钉截铁地说，“我的书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文工团副团长姚富修同志寄给我的。上面是麦秸画，一只蜻蜓停立在刚出水的荷叶上。似乎有小荷初露尖尖角的意境。”
　　“你说不是你的，怎么会放在你的台板下面呢？”
　　“别人要想陷害我，他就可能把这枚书签偷偷地塞到我的台板下面。”我十分镇定地说：“这事儿你得找计委文书赵玉如同志，办公室大门是锁上的，钥匙是放在她那里的。有一天出发，要带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同我一起到办公室的。我的办公桌原来靠北墙的，怎么谁把它弄到南墙了，我开抽屉拿信笺的时候，发现我的台板不见了，西边的桌子上有一摞台板，我也没去看哪块是我的，盖完计委公章我们匆匆地离开了。因为跟王部长上上海，我得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事你得问赵玉如，后来谁拿钥匙开的门，室内有他的脚印，台板上有他们指纹，请公安局同志来查，一查便会水落石出……”我像打机枪似的说了一通。华听罢也没有其它反应，只是说：“你以后要注意！”她指着书签说：“你把它销毁吧！”说完她走了。
　　又是一场劫难，也过去了！过去了是过去，直到如今有时还会想起这百思不得其解往事：这书签到底从哪儿来的？
　　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我爱人。她若有所悟，语重心长地说：“你得罪人了！”
　　“我谁也没得罪，我与世无争，在县大院内，或在社会上谁也没得罪。如果出于忌贤妒能，我是无计可施。”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闹心的事，我最初常常耿耿于怀。后来在报纸、杂志、电视上传来的信息，像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的受牢狱之苦，有的肢残智伤，有的遭灭顶之灾。那我所遇到的事，只能算是小小的感冒，如今记下来，当笑话讲给后人听听罢了。
　　　　
情系睢宁政协十三年
陆继文

　　我作为文化艺术界的代表，1990年被推选为睢宁县政协委员，并在政协第九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后来又在第十届（1993年—1997年）、第十一届（1998—2002年）连任，三届担任县政协委员、常委，共十三年。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陆美洲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双沟镇以工商界代表的身份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并担任政协驻双沟工作组组长，父子先后为县政协委员也算是一段佳话吧！
　　从1990年至2002年，十三年中，每年要开全委会一次，常委会4—5次，加上任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两专委召开的会议，中秋、春节召开的茶话会，每年会议不少于十次，显得忙忙碌碌，值得回忆的东西真不少，只能挑选最难忘的几件事记述如下：

一、两份提案
　　首先得从睢宁县文艺界迎春茶话会谈起。这迎春茶话会一年一度，请来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各部委办局主要负责人，离退休干部欢聚一堂，其乐融融，高端大气上档次。在1989年迎春茶话会上，我就剧团学员户口问题作了发言。原来在1979年、1982年睢宁县梆子剧团和柳琴剧团分别招收两批共33名学员，原招生时说进团三月即转户口和粮食关系，招生简章上有县长亲笔批示。可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落实，转眼八年时间过去了，昔日的娃娃已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可是他们的户口问题仍没有解决，尽管他们许多人已成了剧团的台柱子，但身份却不如临时工，没法调资、评职称。这成了家长担忧、学员发愁、剧团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在会上，我尖锐指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官不同，县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个问题为什么就解决不了呢？八年啊！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呢？抗日战争才打了八年就取得了伟大胜利，难道解决33名学员户口比抗日战争还难吗？”听了我的发言，众多与会者同情学员的处境，纷纷用热烈掌声表示自己的心情，两届学员当时正为茶话会准备演出全在会场，听到我为他们呼吁更是跳着脚的鼓掌。一位当年经办此事的老县长坐不住了，怀着内疚的心情提前退场，也有人不满发言有“火药味”拂袖而去。
　　会后有好心人提醒我不要“给人当枪使”，小心“等着穿小鞋倒大霉吧！”我却心情平静，“一个普通编剧，默默无闻，人微言轻，谁又能给我小鞋穿呢？”我拭目以待。过年后，没见有倒霉的事发生，倒反而是喜事一件连一件，首先我创作的新编历史传奇剧《戚姬怨》在徐州市首届艺术节获剧本创作一等奖，剧本在北京《剧本》增刊发表；二是家属子女落实六十年代下放职工政策，全部农转非了；三是单位分给我两间带厨房小院新房，改善了生活条件；四是江苏省文化厅通知我参加省里举办的《生活与时代》研讨会，同全省戏剧界专家学者一起先后走访了扬子乙稀、仪征化纤、江都苏北干渠，扬州、泰州的乡镇工业，从靖江过江后又参观江阴炮台和华西村，听了吴仁宝书记的报告，二十天的研讨会最后在常州结束，一路上所见所闻让人大开眼界，看到了一个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新江苏。增强了剧作家的使命感。返回睢宁，我又接到参加四月召开的县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通知，在会上又被选为常委，这实在有点出人意料。
　　政协委员要写提案是参政议政的重要一环，提案转到有关部门后还有县政协提案委员会督办。在会上，我又把解决33名学员户口问题庄重写入政协提案。同时和另外两位委员合写《抢修百花园》的提案，由政协批转到县文化局。
　　当然要解决33名学员户口难度太大，不是文化局能办到的。好在县委书记、县长参加过茶话会后，并没有因为听了刺耳的话而恼怒（据说当时有人打小报告说这是要向县委发难，是要搞大批判，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等等……）他们有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把学员户口的事实实在在挂在心头。县委书记亲自带着文化局长到市政府、市文化局反映问题。经过二十多次上下奔波、呼吁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不仅解决了户口问题，而且紧接着又为他们办好转正定级，连续计算工龄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城镇户口还是非常金贵的，所以学员和家长都感动万分。
　　睢宁县百花园是已故县曲艺协会会长著名大鼓演唱艺人张家诚先生和曲艺艺人集资兴建的，一直是曲艺艺人演出的场所。到上世纪90年代，由于年久失修，已破败不堪，成为危房，无法使用。我和丁兰英、刘家凤委员合写《关于修理百花园》提案转到县文化局后，局长及时到现场察看，了解情况，并在县委领导关怀下，得到社会赞助，特别是在县公路管理站的慷慨支持下，百花园整修一新，很快重新投入了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在睢宁县九届二次会议上，睢宁县文化局荣获承办提案先进单位称号。我参加县政协第一年就看到参政议政的成果，感受到提案的作用，根本不是传说的“政协拍手”，“政协委员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得说”，于是在激动之余写了一篇名为《睢宁县文化局办理提案受表彰》的文章寄给《江苏政协》杂志，发表在了1991年第11期。

二、我与《睢宁文史资料》
　　文史资料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睢宁文史资料》是县政协的一张王牌，也是我最珍爱的读物，我的老师、导演、中国戏曲志江苏卷编辑部主任朱国芳先生，生前就多次托我给他搜集《睢宁文史资料》。我根据1984年《睢宁文史资料》第一辑陈剑彤著《辛亥革命烈士、南社作家周祥骏年事》、1996年《睢宁文史资料》第九辑辛亥革命烈士周祥骏专辑和《更生斋选集》卷四选登的周祥骏戏剧剧本资料，分别为《中国曲志·江苏卷》、《江苏戏曲志·徐州卷》撰写了《周祥骏传》，使周祥骏先生以爱国剧作家的身份首次名列江苏剧坛，在《江苏戏曲志·徐州卷》中我写道：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面对清政府腐败无能，不断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周祥骏将满腔忧愤倾注笔端，连续创作《睡狮园》、《康茂才投军》、《打醋缸》、《捉酸虫》、《团匪魁》、《黑龙江》、《薛虑祭江》等杂剧，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礼数，批判国民劣根性起到了振聋发聩，惊醒国民的号角作用。他在《打醋缸》中借强如虎之口，喊出了“勇气冲霄，热血来潮，振民权力追卢骚，要把专制推倒”的时代强音，在《黑龙江》中他借赌徒之口大骂清王朝，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还对假道学进行无情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他把封建礼教之书比作酸气冲天的大醋缸，指出必须打烂醋缸，把病根除掉。其作品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生动，朗朗上口，明白如话……。传末我写的是“1996年睢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第九辑《睢宁文史资料》作为辛亥革命烈士周祥骏专辑，内载其剧作五部。”《中国戏曲志·江苏卷》由中国ISBN中心于1993年出版，《江苏戏曲志·徐州卷》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笔者还撰写了学术论文《爱国剧作家、辛亥革命烈士周祥骏》，发表于北京文化部主办的《新文化史料》1999年第1期（原名《重炮、匕首、投枪——评周祥骏剧作五种》）。论文约五千字，分三大部分，（一）周祥骏先生传略；（二）介绍周祥骏戏剧五种，即《打醋缸》、《团匪魁》、《胭脂梦》、《黑龙江》、《薛虑祭江》；（三）从四个方面分析写作特点：1、反帝反封建耿耿丹心正气歌；2、横经针孔孟，嬉笑怒骂化投抢；3、忧国变忧民，批判劣根显锋芒；4、沥血铸徐淮，烈士英名传千古。
　　时任副县长的陈剑彤先生曾建议我把周祥骏的事迹写成江苏名人上下两集的电视剧，我一考虑经费难筹措，二考虑电视圈水太深，不敢“触电”，终于没有动笔，但却积累了不少的宝贵资料。2007年为睢宁电视台《大讲堂》栏目讲《睢宁戏曲十讲》，我就专门为周祥骏先生写了一讲，在荧屏上绘声绘色宣扬这位“一代宗师”的文采风流和献身精神，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1998年，在张君然先生任文史委主任时，我从学习委员会转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在《睢宁文史资料》第十辑发表《睢宁县地方戏曲发展述略》，附《睢宁县戏曲大事年表》、《睢宁县梆子剧团发展述略》（附：睢宁县梆子剧团大事年表），《睢宁县三个小戏班》等文章。
　　2003年起不再担任政协委员，但人退心没退，来往仍没有断，继续收藏《睢宁文史资料》（除第十五辑外，一期不缺）。在《睢宁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发表《睢宁落子舞》、《温情柔腔直拉魂》、《贾先德与梨园遗闻》。自徐旻先生任文史委员会主任后，除赠送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至第十五辑合编本。每年都给我寄文史资料征集目录，邀请我参加文史工作座谈会，我又在《文史资料》第十六辑上发表《梆子戏在睢宁》、《为时代放歌，为人民立传——柳琴戏（今生无悔）的创作演出纪实》，在第十七辑发表《京剧在睢宁》，算是对徐君不忘故人的投桃报李吧！

三、特邀临时校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县政协为抢救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推进地方文化传承，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筹划编纂大型地方文化志书《睢宁县乡村地名文化人物志》。为此先后动员全县采集人员2000余名，对16个乡镇，7大园区60多个单位，400多个行政村，2000多个自然村的特色情况进行搜集整理，完成24卷10册4500余个页面，800余万字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煌煌巨著，文化丰碑，大手笔，大制作，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造福子孙后代。我有幸于2014年应具体主持此项工程的单以华先生邀请，先后三次以数月的时间和王耀先、仝林德、徐乃耕、张甫文、胡恒俊、李文金、陈洪美诸位知识渊博、功底深厚的先生一起校阅各乡镇卷初稿。欣逢盛世，参与盛举，三生有幸，不亦乐乎？尽管赶上最冷的三九，最热的中伏，但没人叫苦怕累，大家一丝不苟，相互切磋，从难从严，认真把关，学中干，干中学，累并快乐着。我被那睢宁县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所震撼；我被那浓郁的乡风乡情乡恋所陶醉；我被那曲折动人的传奇故事所吸引；我被那在各条战线创造辉煌的睢宁人所感动。这是一段美的享受，一段最珍贵的回忆。
　　行文至此，我要套用孙涛小品中的一句话，我曾经是睢宁县政协委员，“我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