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沟地区“文化大革命”记略

刘焕彬

　　双沟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双沟中学开始的。这所学校的一位徐姓老师和一部分学生首先组织起来造反,他们于1966年8月31日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就以成立的日子命名曰“831战斗队”。这所学校的师生纷纷起来效仿，组织了一个个不同名目的红卫兵战斗队。这些学生不光在本校内造反，还纷纷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到各小学去，鼓动工人、农民和小学师生也都起来造反，参与“文化大革命”。
　　从此各小学、各工厂和广大农村都先后建立了红卫兵或红小兵组织起来造反了。
　　红卫兵组织刚建立的时候，主要任务是破“四旧”，立“四新”。哪些东西是“四旧”？他们不清楚，“四新”又指的是什么，他们也弄不明白，一切根据他们的意识行事，只要他们认为是属于“四旧”之列的东西，就要破坏掉，就要破除掉。双沟吴行小学的办公室有一座挂钟，长方形，三条腿，上面镶嵌着两匹金黄色的小马。有几个学生说这时钟有三条腿像香炉，是“四旧”，要砸掉。经过学校领导和几位老师反反复复的做工作，他们才勉强同意不砸了，但要把三条腿拔掉，把两匹马掰掉。也还是吴行小学的学生跑到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张老师家去破“四旧”，去焚烧他的封资修旧书刊，结果把两本马列著作也烧掉了。
　　“文革”之初，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其子女和一些历史有问题的人。双沟公社大院内的红卫兵揪斗了时任民政助理的夏光霞。此人出生于革命家庭，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时期，他曾有自首行为，解放后曾任公安派出所所长，肃反运动中历史问题暴露，组织给予结论离开公安机关，改做民政助理。“文革”开始，造反派认定他为叛徒，反复批斗，他一时想不开，于一天夜里吊死在双东村的一个牲畜饲养点里。死后更被以“畏罪自杀”之罪名，组织全公社红卫兵批判数场。
　　为了搞好“文化大革命”，工厂停产了，学校停课了，农民也不种地了。如果谁要还抓生产，就要被批判。双沟中心小学的老教师刘镭，因为坚持在学校给学生上课，夜间被一群蒙面人恫吓，还暴打一顿，从此刘老师再也不敢上课了。
　　农村的红卫兵不少人自制了“黑红棍”，就是截一段鸡蛋粗细的木棍，一头染上红色，一头染上黑色。使用的时候，手握红色的一头，用黑色的一头敲打专政对象，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后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不要再群众斗群众，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结果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所谓当权派，不论你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也不论你是否真实掌权的人，只要他们认为你是“掌权”的你就是当权派，就是批斗对象。结果在农村，大队干部被批斗了，小队干部也被批斗了，有些地方就连生产队里的牲畜饲养员也挨斗了。他们还有充分理由，理直气壮的狡辩：饲养员掌握着牲畜的生杀大权，他们给牲畜多点草，它们就只能吃多点草；他们给多少饲料，牲畜也只能吃多少饲料，饲养员不就是当权派么？
　　由于对当权派的态度不同，有的要批，有的要保，再加之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恩恩怨怨，很快红卫兵就分成了两派，形成两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当时双沟公社最大的当权派是公社书记王学俭。一派红卫兵（即后来的二四派、支派）认为王学俭工作深入，生活艰苦朴素，在双沟工作期间，狠抓棉花生产，产量不断提高，年年大搞水利建设，成绩突出，为双沟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是绝对的好干部，要坚决保护，不能批斗；另一派红卫兵（即后来的二九派、踢派）认为王学俭虽然抓生产很有成绩，却有军阀作风，动不动就骂人，要批斗。一派要保，一派要批，结果群众之间的大辩论就闹开了，把斗争当权派的事丢到一边去了。
　　1967年1月，上海刮起了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月风暴”，造反派一举夺下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及党政财文大权。双沟地区的造反派闻风而动，由双沟小学教师组织的红卫兵总部联合双沟中学、社直机关单位和各大队持有相同观点的造反派组织，于2月9日夺取了公社的党政财文大权，名曰“二九夺权”；之后，另一派的红卫兵不服气又联合起来于2月24日把公社大权从“二九”手中夺了回来，名曰“二四反夺权”。当时所谓夺权就是把公社党政的两块大印夺过来。接着各个单位、各个机关、学校、工厂和生产大队都被造反派夺了权。到处乱糟糟的，领导人被批斗了，机关单位工作瘫痪了，学校不上课了，工厂不生产了，生产队不种田了。造反派各自为政，红卫兵只听各派头头的，别的人谁也不听，还有什么“权”可言呢，夺权是形式而已，对造反派来说那是“画饼充饥”，自我安慰而已。
　　在“夺权”与“反夺权”以后，两派红卫兵的对立情绪更加激烈了，很多人跑到双沟大街上进行辩论。开始是拿王学俭该不该批斗说事，后来演变成为个人相互间的人身攻击和谩骂，最后还动了手，由文斗变成了武斗。1968年5月初，魏头大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被对立面的人打死了，第二天他们抬尸到双沟街上游行，由此拉开了双沟地区两派武斗的序幕。后来在“二四派”围攻“二九派”总部所在地双沟粮库的时候，又被打死了两个人，从此两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
　　1967年秋天，驻徐州的6173部队来双沟支左，明确表示支持“二四派”，更加剧了两派之间的斗争。“二九派”为了争取6173部队的支持，组织三人到部队驻地进行绝食斗争。1968年初，6173部队从双沟撤离，6068部队前来支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69年的9月使两派实行了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双沟公社革命委员会”。原公社书记王学俭，副主任杨治平被解放，作为革命干部分别任革委会正副主任。在文革中的两派头头，分别在革委会中任职。
　　1969年冬，双沟革委会组织机关干部、企事业人员和中小学教师参加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的学习。一位家住外地的孙姓老师，地主成分，家乡第一次解放时他在外地求学。1946年共产党东撤，国民党还乡团杀害了他家乡的几位贫下中农。红卫兵误称是这位老师支使，吓得这位老师即刻汗流满面（当时旧历腊月末）瘫倒在地。运动后期经过核实，乃是造反派恫吓他的。另一位张姓老师被造反派说是“三清”团员，他拒不承认，负责外调的红卫兵更说他是国民党员。运动后期核实，均为编造的谎话而已。时至春节，学习结束，有几位老教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也包括那位孙姓老师。张姓老师等数人被驱逐回家，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昭雪，返回教育工作岗位。
　　1970年初，双沟公社革委会举办一期深挖“五一六”学习班，先后把“二九派”的五十多人送进学习班。有一位章姓老师穿过一套西服，就被认为有海外关系，里通外国，被送进学习班二十多天。后经了解这套西服是城里亲戚送的，才被“解放”回到学校任教。这个学习班开办了半年左右，直到当年的7月8日接到上级的指令后才宣布解散，学习班人员全部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深挖了半年多，一个“五一六”分子也未挖出来。
　　1970年春，各中小学复课，在上小学不出村（自然村）上小学不出队（生产大队）的口号下，各大队都办起了“带帽”初中班，教师不足就把原各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娱宣传队队员塞进学校充任教师。有的只读过初小或完小，连书本上的字都认不全也当上了教师。可是，这些匆匆上岗的教师，根本完不成教学任务。一学期不到，就在众人的强烈反对下离开学校。
　　1971年7月，新一届双沟公社党委领导班子成立，委员中吸收了部分革命群众，名曰增加新鲜血液。1973年第三届双沟公社党委领导班子成立，虽然党中央还没有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双沟地区已经基本趋于平静了，工农业生产和教育教学工作都逐步正常了。
　　1976年10月由双沟公社党委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全公社人民欢欣鼓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梦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