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农村的艰难岁月

薛德纯口述刘焕彬记录整理

　　我是1962年从睢宁纺纱厂下放的。
　　1958年我从古邳初中毕业后，考入了“睢宁人民大学”工业班。因为家庭生活困难，父亲动员我离校报考睢宁纱厂。当时睢宁纱厂刚刚开办，正在招收工人，我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建议，考入了睢宁纱厂。
　　1958年的下半年我们新进厂的工人都到上海去学习纺纱技术，我被分到嘉定纱厂的并条车间。在那里生活条件特别好，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我仍如当年在学校读书那样，向老师虚心请教，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我的并条技术飞快提高，到学习结束的时候，我的技术水平与老师已经相差无几，因此被厂方选中留在嘉定纱厂工作。我的老师金阿大告诉我：“一旦睢宁学员离开，厂方就给我办理转正手续，我就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了。”当时因为年纪轻，太幼稚，我死活不愿意留下来，我离不开父母，更想念80多岁的老祖父。当睢宁纱厂来接学员的时候，我硬是爬上汽车回来了，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悔，那时真不该回来，如果留在上海，我会过上好日子，父母也跟着我享福，最重要的是不会下放到农村，受这几十年的苦了。
　　我回到睢宁，一直没有进车间。开始做厂部文书，坐办公室；以后改做现金会计，还坐办公室；再后来因为国民经济下滑，生活发生困难，吃粮不光减少了，还粗粮多细粮少，食堂会计那边出了问题，厂领导又安排我兼做食堂会计，仍然坐办公室，直到1962年下半年纱厂停产，工人下放回家了，我还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段时间，那是因为我要为下放的同志们办粮油关系，我是最后离开纱厂的。
　　在下放的问题上，当年我们又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年我已经与刘焕彬结了婚，按照当时有关政策，我是可以不去农村而由组织另行安排工作的。因为我的公婆早已经去世，丈夫在学校工作，户口没法安在农村，这种情况已早有先例。可我与丈夫同时认为，我们都是共青团员，要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同时纱厂是暂时停产，国民经济复苏之后，纱厂恢复生产了，那时候再回厂上班不是一样吗?就是到了苏塘公社之后，公社组织科长看了我的材料，听了我的介绍，还埋怨我不该把户口也转到农村来，如果还是城镇户口，他就可以给我安排工作，可惜木已成舟，晚了。我当时为什么去了苏塘呢？因为我丈夫刘焕彬在苏塘公社中心小学--沈庄小学任教。苏塘公社领导对我很照顾，安排我在沈庄小学近边的沈西大队坝头生产队任会计，因为学校住房不足，大队、生产队就在队里找两间民房让我们住下。
　　公社和大队领导安排我当生产队会计的本意是让我少干农活，可我想：我既然来到农村就要干农活，因此我经常在场上干活。轻活我干，重活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也照样干。那年麦季收成不错，在小麦进仓的时候，社员壮劳力用笆斗把小麦运进仓，笆斗是扛在肩膀上的，我就帮助他们打笆斗，就是把笆斗往肩上放。其实那时我已经怀孕了，一些老太太告诉我不宜干这种活，可我不愿意去找轻活干，结果因为抓住盛满小麦的笆斗举上放下而流产了。很多老奶奶、婶子、大娘都来看我，让我非常感动，休息了一些日子，我又很快到场上干活了。
　　第二年我又怀孕了，当年冬季我生了一个胖小子。就在满月之后，我带他去双沟老家让哥嫂看，在回沈庄的路上受了风寒，孩子当夜发高烧夭折了。我受不了这种痛失爱子的打击，就离开沈庄到娘家--姚集后营去居住了。住了一段时间，我的情绪稳定之后，不愿意再去那个让我伤心的地方，就去了我丈夫的老家双沟，住在两间不足20平方的低矮的草屋里。这两间屋还在一个小巷子里，屋里潮湿黑暗，除了住宿，做饭也在这里，土灶烧草，做饭时满屋黑烟。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是双东大队第五生产队，全公社有名的穷队，每年分配的粮食只能达到最低水平。我们家又只吃平均粮，就这样，年年还都是透支户。好在我们生产队的干部对我家很好，很照顾，因为我要带孩子，他们不安排我干地里的活，让我带几个人到各家收粪便，我记账；分配的时候，因为透支不好意思去领粮食，队干部上门催促我，说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透支款。在我生了三个孩子之后，透支得更多了，吃不饱肚子是常事。想到自由市场上去买点山芋（红薯）干也没有钱，那时候，我丈夫每月工资仅仅40元钱，交了透支款就没有多少余钱了，更别说有什么零花钱了。有一次，我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那时正值旧历的下半月，没有月光，屋里黑乎乎的，孩子小，夜里要起床拉屎尿尿，我就向三弟（我丈夫是老二）去借2角钱。那时候，一斤煤油3毛6分钱，一盒火柴2分钱，有2角钱就可以买半斤煤油一盒火柴。三弟媳妇正在吃饭，我等了很长时间她才拿了2角钱给我，嘴里还说：“俺要能每月拿他30、20的，俺也不做这个小生意了！”她家打烧饼卖，生活水平比我家强多了。拿钱回到屋里，我大哭了一场，如今落到这个地步，连自家人都看不起。
　　1965年睢宁纱厂恢复生产的时候，厂里曾通知我去上班，可当时因为有人反映我丈夫的哥哥曾经劳改过，劳动局就以此为理由不同意我回厂。其实哥哥的事对我丈夫都无影响，他不光能任教师，还做了学校的领导人，为什么却影响我呢？当时我丈夫在双沟吴行小学做领导工作，公社党委给写了证明材料，说明我丈夫的思想和工作表现先进，也没有解决问题。虽然厂里想让我进厂，但却当不了劳动局的家，我哥哥薛德昶也曾因为这个事情去找刘步义县长，刘县长给劳动局打了电话，但也没能解决问题，至此我只能继续留在农村受苦了。
　　我说我受苦是一点也不假的。先说吃的，吃不饱肚子是常事，而且吃那个烂山芋干面蒸的窝窝头，黑得像墨染的，苦得像黄连，吃到嘴里像咽毒药，就这也必须吃，再难吃也总比饿肚子强吧！说起饿肚子，就在我怀孩子期间也经常挨饿。生孩子的时期总该吃些鸡鱼肉蛋补补身子吧，不可能，能争取吃得饱一点就不错了。我生第三个孩子时，一个月子里只吃了5个鸡蛋，可怜得很哪！
　　平时缺吃少穿的，就是逢年过节也难吃上一顿好饭菜。每年的端午节，人家早上煮鸡蛋、煮大蒜、吃粽子或者做甜米饭，中午吃猪肉，我们家都没有。早晨还是喝菜稀饭、吃窝窝头，到中午，我买几头洋葱切了，配两个鸡蛋炒了，也让孩子们拉拉馋。这样的苦日子过惯了也不觉得什么了，好在我们一家大人小孩都能受得了，我也就没有什么了。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之后，别人家生活改善了，我们家还是吃不饱饭。丈夫在学校上班，无暇帮助家里种地，孩子多，年龄小，种地主要靠我自己，只有到了星期天或节假日大女儿才有空帮助我。当别人家都能吃上大白馒头了，我们家还是喝稀饭啃窝窝头。当年我家曾请老方姐帮忙，从讨饭人手中买点白面馍给孩子吃，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心酸。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我曾经跑回娘家学习生豆芽，每天用铁水桶挎着豆芽，在双沟街区内走街串巷去叫卖。我的大儿子刘炜，那时才刚刚9岁，就在放学后挎着豆芽去叫卖，也就是因为生活困难，刘炜刚上高中不到一年就辍学了。我的大女儿高中毕业时成绩优秀，上大学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大女儿雪梅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留下来做代课教师，每月领点代课金贴补家庭。
　　再说住的。我丈夫弟兄三个，他是老二，老一辈留的房产是7间草房，其中5间住房，两间厨屋。堂屋三间大哥住了，东屋2间三弟住了，我们只好住那两间厨屋，土墙草面，面积不足20平方，只放下一张床。同时，烧火做饭也在这里。后来孩子大了，一张床睡不下了，又铺了一张小床，这下子屋里连下脚的空也没有了。没法子，就将就着吧！再后来孩子多住不下了，借邻居的房子住，先后借了三家，也租过房子住，最后才住到学校的公房里。住学校的公房，因学校扩建或改建还搬了四次家，好在教办历任领导对我们都非常照顾，每次搬家都由我丈夫自己选择，觉得哪间房子合适往哪里搬。我与刘焕彬结婚50多年，先后搬家达20次之多，平均每两年多搬一次家，所好家里没有多少家具，搬家容易，肩担手提就行了。
　　1985年，政府为部分教师家属“农转非”，也就是把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我丈夫的工资正好达到小学四级“农转非”的标准。我和我的四个孩子全部转成了城镇户口，大女儿辍学做了代课教师，之后又考取了正式教师，之后大儿子刘炜参军去了，再后来小儿子刘杰、小女儿刘霜菊都先后安排了工作，我家的生活才慢慢好起来。
　　现在有时候会回想起，当年我如果听信了我的老师傅金阿大的话留在上海当工人，后来也不会吃这么多苦，受这什么罪了。俗话说：后悔药是不好吃的。好在到了晚年有我丈夫的退休金，又有儿女的孝敬，不愁吃不愁穿了，而且随着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生活会越来越好。我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