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呈义
题记：1965年10月24日，以睢城镇为主体的全县二百多名城镇知识青年，集体去位于苏北沿海的国营黄海农场插场务农，先后长达16年之久。直到1981年春夏之交，在全国知识青年回城潮中，这批睢宁知青才全部回到故乡重新安置就业。这是睢宁县史上仅有的一次组织知识青年到县域之外下乡务农的政府行为。其时代背景如何，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怎样？半个世纪过去了，似乎早已被人忘却！笔者因曾亲历其中，见证过这一历史过程；故打开尘封的记忆，回顾并记录其一二。
一、时代背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经历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以及 “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政策失误，加之中苏反目、中印边境冲突，一连串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使国民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同时，败逃台湾后始终没有放弃反攻大陆梦想的蒋介石错以为时机已到，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反攻大陆的准备。台湾小股武装特务不断袭扰大陆沿海地区，最初多在广东沿海一带，1963年后逐步向北扩展到福建、浙江，甚至出现在苏北沿海，而且次数越来越多。从1962年10月到1965年1月，台湾曾连续派遣武装特务40股，先后分5次窜犯大陆，但都没有逃脱被歼灭的命运。1964年7月4日，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两次侵入苏北射阳、大丰以东地区领空。1963年10月8日，所谓“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八总队”10名台湾武装特务，在射阳地区登陆。蒋介石还叫嚣苏北沿海劳改农场关押着它10万大军。有些在押犯人也蠢蠢欲动。在苏北沿海对敌斗争形势日趋尖锐复杂的情况下，1965年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刘少奇亲自签发命令，苏北滨海县境内毗邻的大有、东直、民生、新荡、潮河五大劳改农场，与泗洪县境内的农垦洪泽湖农场成建制对调，组建新的农垦黄海农场、洪泽湖劳改农场。位于海防前哨的黄海农场地域辽阔，其范围涵盖原大有、东直、民生、新荡、潮河五个劳改农场连片的30多万亩土地，虽然全部接收了洪泽湖农场的干部、农工和知识青年，但是，根据国防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农场生产建设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亟需补充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也为全省各有关市县减轻巨大的就业压力，安置城镇富余劳动力就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1965年春，在江苏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迁场还没有正式实施之前，全省部分市县动员组织知识青年插场务农的工作就开始了。当时的徐州地区所辖八县，随即全面铺开了这一工作。在睢宁县，县精减安置办公室、睢城镇政府派员具体衔接农场干部的动员接收工作，县劳动局单光玉科员、睢城镇杨国良科长全程参与了此项工作。黄海农场秘书田幼农、成幼川坐阵睢宁，其它工作人员张长安、孙怡等都是1963年南京下放的知青。农场办事处设在东方红宾馆，宾馆大厅展示介绍农场的展板。通过走访居委会和深入家庭解疑，小会座谈和大会老知青现身说法等多种宣传形式，广泛动员鼓励适龄青年服从国家需要，积极报名、自愿投身于国营农场建设。报名人员体验合格后，由睢宁县精简安置办公室批准并签发喜报。
据《国营黄海农场志》（2012年版）记载，此次落实的插场人数丰县25人、沛县39人、新沂35人、邳县27人，基本都是初高中毕业生；铜山、东海两县空白，赣榆156人，文化程度则不限于初高中毕业生。睢宁的人数超过二百，居全地区之首。动员范围之广也是其它县不可比拟的，可以说睢宁县在组织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插场的工作中，显然优于徐州地区其它各县。这一方面说明睢宁当时经济落后、就业压力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县里领导灵活处事的能力。偌大的徐州市区此次插场只有146人。在徐州地区动员的同时，南京、苏州、淮阴等市和地区都开展了动员工作，全省各地共有三千多名青年投身于国营黄海农场的建设。
二、知青生涯十六年
经过数月动员组织，报名人员的名单确定了。睢宁即着手组织输送，农场也在紧张落实接收的各项准备，双方的准备工作应该说都是比较充分的。事前即商定了整个队伍的组织划分，将人员编为男女各三个分队，序号分别为第三、第四、第五（在潮河分场三队，赣榆男女知青分别编为第一、第二分队），每个分队分成四个班，划分分队时尽量考虑了原来的居委会，使分队人员相对熟悉了解。明确了各个分队的正副分队长、各个班的正副班长。确定了睢宁知青队伍总负责人。这样，有利于队伍的整体稳定和有效管理。
睢宁和农场共同商定了插场青年启程的日子，1965年10月24日，是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大早，整个县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从县机关大院到各个居委会，从县城各个街道到东关体育场，送行的家人和亲戚朋友，簇拥着即将远行的亲人。东关体育场一字排开的6辆大客车整装待发，四面八方的人流向体育场汇拢。广场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好儿女志在四方”等大型横幅和标语特别吸人眼球。高音喇叭里反复播送着热情洋溢的欢送辞，还不时插播“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革命歌曲。人群渐渐向6辆大客车周围流动、分流。当高音喇叭里传来请插场青年上车的指令时，人们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相拥而泣、惜惜作别，车上车下哭泣声一片。早上9时整，高音喇叭又发出出发的信号，鞭炮声中6辆大客车缓缓驶出体育场东门。离开县城以后，车内逐渐恢复常态；一路上各个车厢内的歌声此起彼伏。车队取道宿迁嶂山切岭、沭阳，在沭阳稍事休息后沿308公路继续前行。车过沭阳后，村庄渐渐稀落，树木更是稀疏，车内的欢声笑语也越来越少。车过涟水高沟向滨海县的响水口方向前行，途经小尖，下308公路过黑大桥驶向潮河分场三队。车队沿着高低不平的土路不停颠簸，一片光秃秃的盐碱地映入眼帘，看不到一个村庄、一棵树木。驶近黄海农场潮河分场三队时，只见孤零零的排房比肩而立，路边站立着稀稀落落的欢迎队伍，到达目的地了。三队队长刘文学带领睢宁知青走进宿舍、认领铺板，安顿之后到食堂用餐。煤油灯下，知青们忙着写家信。第二天，睢宁知青顾不上休息就结伴去陈家港赶集，寄家信。听说在知青到达潮河分场三队的前两天，睢宁老乡董云良所在的部队拉练曾住在这里。董云良睢宁沙集人，当年为保护生产队玉米和富农分子单振元英勇搏斗光荣负伤，曾被誉之为刘文学式的少年英雄，可惜和这位英雄老乡擦肩而过。
插场知青在稍事休息一天后，即开始紧张、艰苦的半军事化劳动生活。睢宁男知青在潮河分场三队生活一个月后，三个男生分队都被调往陈家港民生河闸工地，参与开挖闸塘和引水河的土方工程。当时民生河闸工地上，集中了三千多名从各个分场调来的知青。12月5日，当睢宁三个男生分队来到工地时，工地上一片蒿草，无一间房舍。睢宁知青自己动手搭建简易工棚，在人字形工棚里铺稻草、打地铺。每个工棚大约住30人左右，工棚简陋，难避风雨。劳累、饥饿时时侵扰着每个知青，生存条件的恶劣可想而知。男生第五分队最后返回潮河分场三队时，已是翌年6月14日。当时一条宽阔、笔直长达5公里长的引水河已全部竣工，其中凝聚着知青多少血汗、泪水，又有多少沉重的担当和艰苦的磨炼啊！
黄海农场潮河分场三队是大多数睢宁知青的暂时落脚点。1965年12月下旬，李慈厚、周惠、李华、许培莉、仝林等10多名睢宁男女知青考取了黄海农场半耕半读学校，春节后率先离开了三队，到场部学校开始为期四年的“学习生活”。1966年春，男生三分队又有20余名知青奉调总场粮油加工厂。7月初，男女第五分队被调往东直分场四队，男生第四分队被调往大有分场五队，其余仍留在潮河三队，此后多年睢宁知青大致集中在黄海农场这五个单位。
1966年秋， “文革”的浪潮波及农场，各种派性组织应运而生。1967年初，当知青回城探亲返场后，农场发生了以老农工组织联合的2月15日夺权，之后即形成了分别以老农工、知青为主体的两大派。从此争论不休、武斗不止、生产停滞、一片混乱。1967年2月，解放军6390、6446部队宣传队进场支左。1967年7月30日两派大规模冲突，以一名南京知青成为武斗的牺牲品而结束。而后在全国大联合的形势下，两派开始言和。1968年底，解放军6433部队取代6446、6390部队进场支左，此后不久撤离。1968年春夏，农场总场、分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此后，在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中，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批知青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大有分场五队睢宁知青郭增民就遭此劫难。
1969年春节后，大批部队干部进驻农场，组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原黄海农场分为第二师第七、第八团，睢宁知青因此分属七、八两团。进入七十年代，睢宁知青罗会君、张尔聪、吴萍、金英仙等调到三师十六团（大丰农场），王礼明、朱怀涛、夏先超、胡连成等调到兵团丰县华山镇张庄采煤团。兵团组建后为农场发展最为红火年代，俞胜文、郭西侠、许克侠分别担任连队指导员，化书成、仝道连、程爱侠担任连长或副连长。窦建民、李玉兰、仝太云调团部宣传队，刘培侠、化书成、焦建平还曾担任了分场小学负责人。还有一部分睢宁知青担任中小代课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拖拉机手等，多数人仍在最基层从事田间生产劳动。1975年春，兵团建制撤消恢复农场，原七团定名为大有农场、八团定名为黄海农场，不久两场又合并恢复黄海农场建制，此间睢宁知青的状况亦无大的变化。在 “文革”中，就有个别知青通过关系调回睢宁。 1978年底，随着知青回城风的兴起，睢宁知青中陆续有人以病退、困退、顶替等名目办理回睢宁手续，人心思归、动荡不已。至1980年已有一半人回到了睢宁，或随配偶去了其它城镇。1981年3月，睢宁县人民政府决定，将仍留在农场的睢宁知青全部收回重新安置，主要安置在当时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内衣厂和县建筑公司等单位。也有极个别人自愿留在农场而不回睢宁的。
三、关于插场若干问题的回忆
1）关于当年知青的生活待遇：
当年插场的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统称为新农工，实行工资制。插场第一年月工资15元，粮食计划月38斤，故知青戏称自己是3815部队的“庄稼兵”。年满一年后转正定为新农工一、二、三级（月工资分别为19、21、23元）之一，事实上几乎全部都定为新农工一级或二级，只有极个别所谓知青典型才有可能定为新农工三级。睢宁知青有幸在 “文革”尚未大乱之前完成了转正定级；但是，由于“文革”的影响，十多年后工资才按农工级别调整（月工资26.2元），之后还有29.6、33、38元等工资级别可期待。实行公费医疗，基本免费入托、入学。婚前集体宿舍、婚后独立单间均不收费。看电影、看演出是职工福利。生活成本相对较低。
2）关于睢宁知青的婚嫁状况：
睢宁知青中男女数量相当、人员相对集中，这为睢宁知青内婚恋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据粗略统计，男女双方都是睢宁知青组织家庭的约有50多对；其它大约有40多人与南京、苏州、无锡、淮安、宿迁、盐城、丰县、赣榆、淮北盐场等地知青结为夫妇，大约有40人在睢宁城镇或农村择偶成家，还有为数不多的知青选择了老农工的子女或滨海、响水的农村青年为伴。基本上都是在农场适龄结婚成家，也有少数知青成为大龄青年回睢宁后才解决个人问题的。在农场知青家庭婚姻都很稳定，基本没有离异的情况发生。去农场时的单身男女青年，回睢宁时大多数都是拖家带眷、拖儿带女。
3）关于睢宁地方政府与插场知青：
睢宁地方政府对插场知青应该说是比较关心的，之后与农场的联系也是比较多的。1965年10月24日，睢宁到农场的人数是208人，1966年元月，又把已经在睢城人民公社鲍庙大队插队落户的王礼明、沈其民等6人送到农场，因此睢宁插场的总人数成为214人。1966年5月，睢宁再次派员到农场看望家乡子弟，并送给每个人一顶蚊帐。1966年12月，睢宁劳动局派员又一次到农场看望睢宁知青。由于 “文革”中的混乱，睢宁地方与农场的联系一度中断。回城风起的1979年春天，睢宁县劳动局朱局长，秘书岳喜高代表睢宁县政府，到农场了解知青的生活状况，安抚睢宁知青人心，并开启了多渠道解决知青回睢宁的途径。原睢宁县副县长刘步义，曾亲自主持睢宁知青的动员和输送工作，同时将高中毕业的女儿刘彩章送去农场。 “文革”后，刘副县长复出并且分管知青工作，许多知青多次找他反映情况、陈述诉求；他为睢宁知青返城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4）1995年10月24日，是睢宁知青插场三十年的纪念日。在郭西侠、陈光仁、王礼明、许志强、秦雅清、王行舟、范良臣、谢广启、许克祥、陶家玉、张德胜等人的推动参与下，举行了很有意义的纪念活动，现已经作古的余尊志，是这次聚会的首倡者和组织者。当时，有一百二十多人从各地赶到睢宁县城参加聚会，许多人也已是多年不见，很是珍惜此次相聚的机会。筹备组还编印了一本纪念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其中有一份插场人员基本齐全的花名册和参加聚会的人员名录；有原睢宁县长朱心源、副县长刘步义的题词；原农场场长谷良、党委副书记李春平、副场长王开文、马文荣联名的题词。还有收录了余景春、陶家玉、龚绍振等睢宁知青写的纪念诗词。并且提供了十名已故睢宁知青的名单。三十年聚会后，又有余尊志、刘广存、冯立友、熊运芬、刘彩章、李玉华、周胜华、赵金宽、王一怀等先后离开了人世。
5）睢宁知青以顶替名义回城的，一般安排在父母亲所在的工作单位。有的原来在农场就当代课教师的，也安排去了学校。也有少数人安排进了县、镇机关，如余尊志、谢礼阳、崔兴信、仝道连等人。绝大多数人进了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当时都是县里效益比较好的单位；但是，好景不长，往往都难逃企业改制、下岗的厄运，面临着新的生活困难和选择。
2015年10月24日，是1965年睢宁二百子弟赴黄海农场插场的五十周年纪念日。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如今都是风烛之年的花甲或古稀老人。仅以此文祭奠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献给当年同甘苦、共命运的知青兄弟姊妹；也为知青的第二代、第三代了解其父辈、祖辈的知青生涯提供一份可参阅的资料。由于年代久远、材料匮乏，加之人员分散、疏于联系，此文难免挂一漏万、百密一疏，敬请原黄海农场睢宁知青同仁体谅。
我的下放生活
陆继文
1962年，还在内蒙古水利电力学院读书的我，在《淮海文化报》发表过一篇题为《难忘的通宵舞会》的回忆文章，记述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学院为庆祝1962年新年办通宵舞会的盛举。文末我写到“在欢乐愉快充满温馨的气氛中，不知不觉东方一轮红日喷薄而出，1962年的第一个早晨是那么艳丽美好……。”然而，我却不曾想到，就是在1962年，我的命运将发生重大转折，我的人生也将因此而改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生常常在宿舍里用酱油汤煮烂白菜根充饥，院长丁郁民，少将军衔，曾随贺龙元帅转战南北，他亲自组织行政科的干部，开着汽车进大青山打猎，打来黄羊给满面菜色的师生补充营养。当时，全国大批工厂下马，工人下放，用电量大大减少，我们系主任形象比喻：“现在的电网就象三驾马车拉着两穗苞米”。不过，在中央出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我们的上半年过得仍然是充实的。
五月一日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十五周年，全体干部职工，在校学生一律放假三天。中央派来以李立三为团长，余心清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前来庆贺。五一那天，我们换上鲜艳的蒙古服装，来到公园，跳起安代舞和领导人联欢。我看到代表团中的老舍先生，激情满怀不住吟诗。五四青年节，学院组织文艺晚会，我们班由我撰稿兼任男主持的诗歌联唱演出产生轰动，受到师生的好评。
六月毕业考试完毕，我的各门功课优良，接着全班离开呼和浩特市，到包头市昆都仓区包头第一热电厂进行毕业实习。这是苏联专家援建的项目，有一台五万千瓦 ，两台二万五千千瓦的汽轮发电机。我们分组从锅炉车间、汽机车间、主控制室一个个部门熟悉。正实习得有滋有味时，突然接到学院通知停止实习，全部返回呼和浩特市，举行毕业典礼。返校后，就听到了不幸消息，由于工业下马，这届毕业生没法分配了，全部回乡生产。校领导答应一旦工业上马，就下调令把我们调回重新分配，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比赵本山演的卖拐卖车还厉害的“大忽悠”。
当时不谙世事的我，正被当时报纸宣传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到农村去”所感动，在毕业典礼上领过红彤彤的毕业证书后，我代表全体毕业生发言，朗诵了那首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诗“壮志今酬，农村显身手，春种又秋收，汗湿衣衫透，不畏千辛万苦，何惧风狂雨骤……看来日麦香禾壮，把生活织成锦绣。”我还豪情万丈地表示：“在宽敞明亮的主控制大厅监控线路运行，和在辽阔的金色田野上收割庄稼，同样是庄严豪迈的事业。”就这样我收拾行装，于1962年7月21日，离开呼和浩特市，成为返乡知识青年，回到了我的故乡，成为睢宁县双沟人民公社双东大队第三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妻子原在睢宁县通用机械厂上班，1961年已经下放到双沟铁木业社，比我提前一年成为农民。
返乡后我才知道，有一部分同学，坚决不愿返乡生产，坚持等待分配，学院就把他们安排在农场劳动，每月发三十元生活费。到1963年、1964年陆陆续续分配到电厂、供电局、变电站，都成了内蒙古电力事业的骨干，有的还当上发电厂厂长、呼包电网局总调度长等。文革初起时，有一帮已返乡的学兄学弟学姐学妹杀回学院闹革命，居然也都留下来分配了工作。1967年内蒙古水电厅曾派两个同志到双沟找我了解返乡后生活情况，并答应运动后一定调我们这批返乡生产的毕业生回去，不能叫老实人吃亏，可是走后又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再无音信。
“壮志今酬，农村显身手”，来到农村，我才发现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你能显什么身手？春种夏管秋收冬藏，收割拉打扬场垛垛一窍不通，农活不会，农技不懂，怎么把生活织成锦绣，太可笑了。
农村的生活生存情况更是一言难尽，印象最深的就是穷，社员靠工分吃饭，“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可是分值太低，辛辛苦苦忙一年都分不到钱。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尴尬事太多太多了。分配的粮食不够吃，大人孩子经常饿肚子，为了填饱肚子吃过糠菜、豆饼、酱油渣、醋渣……物资的匮乏，生活的困窘那是一段痛苦而又难忘的日子，我不太愿意回忆，因为回忆起来，心还在隐隐作痛，还是挖掘精神的富矿，回忆一些黄莲树下跳舞——苦中作乐令人愉悦的故事吧！
友人笑我是正才没用上，偏才帮大忙。当了农民后，过去学的高压工程、继电保护、电气设备等等全都丢到九霄云外，倒是个人偏爱的文艺创作、文艺演出使我有了用武之地，成为精神上的富翁。
双沟公社文化站站长是钱雪潮先生，他手中有两张全县有名的王牌，一是双沟公社创作组，戴兴均先生任组长，一是双沟公社曲艺组，孙存仁先生任组长。这两个组聚集了一批爱好文艺创作和演出的青年，出于爱好，我毛遂自荐成为这两个组的成员，经常参加活动。我创作的话剧《桃花雨》引起县文化馆的重视，因此被邀请赴县参加文艺创作座谈会，我写的几篇新闻稿件被县广播站广播，因此有了一点小名气。
曲艺组每到周末免费在大礼堂为观众表演相声，说的全是传统相声，有《怯剃头》、《哭笑论》、《对对子》、《歪批三国》、《日遭三险》、《哑巴说话》、《聋子打岔》、《说酒令》、《扒马褂》等等，很受观众欢迎。后来，改为卖票演出，每张票五分钱，仍能客满。
1962年底，有戏曲基础的双东大队排演了柳琴戏《社长的女儿》，我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每天除在镇礼堂演出外，还到乡下二十七个大队露天演出，连安徽省王集谢楼火神庙都邀请去演出，到哪儿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队里还给记满劳动力工分。公社党委书记王学俭很满意，认为剧团给公社争了光。到1963年春天演出结束，他不想叫这班演员散了，就在双东大队成立一个由他直接领导的棉花专业队，1964年又改成立双东苗圃场，劳动之余又排演了柳琴戏《朝阳沟》、《亮眼歌》、《就是他》、《送郎参军》等戏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双东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应运而生，红极一时，和当时孟圩大队文艺宣传队，双沟供销社文艺宣传队齐名，除了演出歌舞《拿起笔来做刀枪》、《造反有理》、《学习老三篇》、《毛主席语录操》等节目外，还排演了柳琴戏《沙家浜》，我在戏中扮演参谋长刁德一，在《琼花》戏中我扮演大管家。演出大受群众欢迎，队员们等于全脱产了，生产队的工分照记。我集编导演员于一身，创作演出了一批短平快节目，如对口词《绣面锦旗赠亲人》，琴书《唱唱赵瑞闫泗兰》，小戏《一张菜单》、《棉田会》、《血泪斑斑的一块银元》，相声《水》、《肥》、《土》、《种》，琴书《永不松弦》，山东快书《联合国升起五星旗》、《两个苹果》都引起轰动，许多节目参加了县汇演受到好评。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专门来双沟为我们录制一篇录音报道，题目叫《群众文艺花盛开》。
文革后期，双沟公社在全县出了名，所以县委号召“全县学双沟、大队学傅楼、生产队学小贺”，来参观的人很多，就要写介绍材料、大会发言、工作总结等，公社通讯报道组长刘俊保校长忙不过来，就把我找去帮忙，常常通宵夜战赶稿子，这些总结材料受到国务院棉花组和水利部领导的好评，有些还被地区革委会印发。孟圩大队当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打机井、旱改水，全县闻名，所以我多次到那里采访，成为孟圩通，不仅为他们写了许多材料，还以他们为素材写出文艺作品，多次参加县汇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新华社记者来双沟采写公社党委书记王学俭的事迹，县委通讯组一班人全力以赴。我也在外围帮助搞座谈采访，提供素材。当他们住在徐州地区二招写稿时，要补充材料，只要一个电话我立即进行座谈采访并把材料给送去，后来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并用五国语言对外广播。
我还应邀采写《黄河故道三集镇之一的双沟镇商业繁荣兴旺》了，在响水县与另外两集镇的写作者会合，由一位下放在那里的苏州晚报主编统稿，后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
我的勤奋终于得到了回报，在县里文化界、新闻界师友对双沟公社领导的不断提示催促下，1973年经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张发吉提议，以王学俭为书记的十五名党委委员全票通过，同意安排我到双沟公社水利办公室任临干，每月工资三十元，水利补助粮二十五斤，任务仍然是为公社写材料、为公社文艺宣传队写节目，这等于一下跳出农门，成了有工资有粮食补助的公家人。
1979年我被县文化局破格录用为睢宁县梆子剧团编剧，这才正式把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城镇户口。距离1962年已经过去17年。而妻子直到1988年才落实六十年代下放人员农转非政策，与二个孩子一起转为城镇户口，这时户口已贬值到每个五千元了。
十七年吃尽千辛万苦，十七年历经风霜雨雪，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喜怒哀乐，她留给我一笔精神财富，谱出一曲自强不息，奋进的歌，感谢十七年的农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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