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的岁月里

刘焕彬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过后，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1958年3月4日睢宁县委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会上通过了《促进生产大跃进行动纲领二十条》，进而在全县掀起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浪潮。
　　1958年6月，我在离开邱圩乡整风办公室回到学校后不久，又被抽调到乡政府做起了统计工作，这对我这个在学校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教书的人来说，是件头痛的事。因为在“一天等于20年”、“赶英（国）超美（国）”、“粮千斤、钱百元、跨淮河、赶江南”等口号鼓动下，大跃进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统计工作要跟上形势都是搞的壳里空。我记得当时乡秘书交给我一张统计表，上面列举了许许多多工农业生产数字，其中有许多统计项目我并不清楚是指的什么，同时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上报材料也不准确不及时，如何填报几十个栏目的统计表我有些为难。秘书却告诉我：表里的基础数字都是经过主要领导人研究确定的，今后你就按照现有的数字增增减减就行了。例如农作物中的“长势一类苗、长势二类苗、长势三类苗”，两天上报一次，一类苗增一点，三类苗减一点，二类苗变动不大。这样，我就天天在秘书的指导下“瞎吹”，几天之后，我摸到门路，不用秘书指导，就按照该增的增，该减的减的规律自己填写了。在上报数字当中，最让我摸不清头脑的是“化肥厂”一项，我知道全乡明明没有化肥厂，怎么秘书早已填报了1000多个呢！我向秘书求教，他也说不清楚，还是那句话：“填上就是了，还要不断增加。”没办法，我去向乡长请教。乡长邢某，我在龙集区杜圩小学任教的时候，他是龙集区的文教助理，现在升任乡长了。我问他，他的答复很明确、很果断，几十年过去了，他回答的原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所谓化肥厂，就是一个尿罐子里放三个驴粪蛋就算是一个化肥厂。现在上报的数字太少了，要快一点往上加，总数要超过我们乡的人口数。”他看我满脸疑惑的样子，又接着对我说：“你没有听到有人唱这个歌谣吗？‘家家牛尾灶，遍地烧小窑’，那些牛尾灶和田头小窑里烧的土圪垯就是磷肥，一个灶台、一个小窑都是一个个化肥厂。化肥厂的数字你大胆地增加就是了。”邢乡长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了，农村的灶台原先没有烟筒，现在新砌了牛尾灶，灶台后边砌个小烟筒，做饭的时候，团一个泥蛋子放在烟筒上熏烧，这就是一个磷肥厂。还有的在田头、沟边挖个小洞，团上泥蛋子架上柴草熏烧，这小窑也是一座磷肥厂。到这年的秋天，邱圩乡撤销并入龙集人民公社的时候，在我的笔尖下“建造”了多少化肥厂，现在我记不清了，反正超过了邱圩乡人口的总数，真的是“大跃进”了。
　　邱圩乡党委书记姓刘（忘记名字了），在县里开会预报小麦产量。别人报亩产800斤、900斤、1000斤，他却只报300多斤。在他看来，在邱圩子这片“狗不拉屎”的地上，能亩产百十斤就不错了，现在上报300斤，就有点发高烧说胡话了。这样领导肯定不满意，频频相逼，不得已，报到500斤，再也不愿意多加一斤了。从此落下了一个“刘老保”的外号。
　　1958年的7月中旬，徐州专区在睢宁县召开全地区少年儿童工作现场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各县少儿工作者在讲坛上大吹大擂，你说你种的黄瓜有水桶那么粗，他说他种的向日葵有磨盘那么大，你说你种的豆角能绕地球转三圈，他说他种的胡萝卜根能从地球那半球钻出来。一个个都把天吹破了，还赢得一阵阵掌声，现在听起来比天方夜谭还天方夜谭。
　　1958年秋，全县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邱圩乡撤销，并入龙集人民公社，我又回到学校去任教。人民公社是一个工农兵学商“五统一”的组织，在公社范围内的政务、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民兵），统统属于公社管理委员会领导。我刚回到学校上课不到一个月，就被抽调到龙集公社水利团部去了。当年庆安水库已经修好，要从水库向南修一条30里长的大干渠，再修支渠、斗渠、农渠、毛渠，以便把水库的水引到旱田里改种水稻。龙集公社水利团部驻在彭赵村（即现在的庆安镇政府所在地）。我的任务是编印一份《水利战报》，就是把各营连（大队、生产队）的工程进度、好人好事等内容组成文字稿，用钢板蜡纸刻出来，印出来，交给通讯员分发到各营连去。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个轻松活，因为从采集素材、编写稿件、刻写、印刷（油印机）全由我一个人一包到底，即便是是想请分管的领导——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审审稿子，把把文字关，他也不干，他说“你自个弄就是了，我们相信你！”开始我也把稿件拿给邢社长（即原邱圩乡乡长）审阅，他也说：“你大胆放手办就是了。”这些领导人对我这么信任，我就要更加小心了，千万别出什么差错，还要尽心竭力把战报办得更好。有时候为了搞活版面，我还搞点插图或者搞个红黑双色套印。每一期战报领导看了都很满意，各大队干群也满意。
　　工作余暇，水利团部的成员，包括政委（原公社党委书记）团长（原公社社长）等人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地上去干活。有一次安排我跟一个小姑娘一起抬土，她的个头矮，我的个头高，理所当然地我在后她在前。按照规矩我该让她杠头，也就是装土的筐头靠近我一点，可她偏不答应。她说：“你们当干部的都是动嘴或者动笔杆子，干这样的重活你不行。我们整天出大力，干这点活没什么。”说着她又把土筐往前拉一下。她还硬是把一只手伸向背后拉着，生怕我再拉过来。我在工地干了一下午，没有觉得太累。50多年过去了遗憾的是，只记得事却不记得人了。因为当时我就没有打听她姓啥名谁。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各大队经常挑灯夜战，加班加点，同时还会回到各大队去组织一部分劳动力到工地打增援，并且美其名曰“放卫星”。第一次“放卫星”的时候，除来了不少青壮年劳动力，还招来了不少老年人前来看“稀罕物”。当年是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久。群众听说水利工地上也要“放卫星”，就与苏联的“放卫星”联想到一块去了，所以不少人成群结队到水利工地上看放的什么样的卫星，结果一看就是加班干活，都骂骂咧咧地回家去了。
　　有一天晚上，团部里就留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值班，其余人连同各营连的干部都到公社开会去了。我在办公室坐的时间长了，没事干很无聊。那个时代连个电灯也没有，想看点书煤油灯不亮，就决定到工地上去干活。那天天气晴朗，明月当空，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工地上却干得热火朝天，劳动号子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真是个大跃进“放卫星”的阵势。可等我爬上渠堰的时候，一下子惊呆了，原来他们并没有干活，而是一个个仰面躺在背风的堰坡上空喊口号。我刚想退回来，却有人发现了我，“有干部来了！”一声叫唤，大家呼啦全爬了起来，抓起家伙干起来。当他们看到是我的时候，都嘿嘿地笑了：“是刘老师，你把我们吓了一大跳!”他们知道我不会批评他们，也不会向领导汇报。他们只是一笑了之，继续干活。因为我清楚，干土头活最累人，何况每天都要干10来个小时，到有月亮的日子，还要加班加点“放卫星”。活要多干，饭却不能多吃，没有加餐，即使有，一个窝窝头或两块山芋而已，只要干上半个小时，那点“加餐”早完全消耗掉了，只能饿着肚子干活。心里想着“大跃进”，肚子不愿意，有时候躲躲懒还是情有可原的。
　　有一天晚饭后，团部领导闲谈时，憧憬着未来庆安水库放出来的水流量很大，可以考虑在三闸这个地方建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发电机可以自己设计制造，他们要我从教师中推荐人来做设计工作，我想到了好友王炳华和常立亮，他们都是小能人，能写会画。我一提议他们也就同意了。那时候教师的人事权就在公社领导手里，一句话就把他们调过来了，至于他们原先任的课由谁来教，那是学校领导的事了，大跃进年代谁管那么多。我们三人一个小组，我还要编印小报，设计任务主要落在他们两个人身上。虽然也买了几本有关书籍作参考，毕竟我们都是师范毕业生，物理知识学得不多，更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发电机制造原理都弄不明白，哪里能制造出什么发电机，搞了几天之后没有一点头绪，经领导同意，转向工具改革了。还好，经过20多天的设计和反复试验，结果制造出来一个马拉圆盘锯。这种圆盘锯比人力拉锯解木料速度快了几十倍，省工省时，解出来的木板质量也好，领导很满意，公社农具厂的工人也交口称赞。我们三个人也松了一口气：发电机造不出来，能造出来个圆盘锯，也算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
　　1959年春天，大渠修好了，还在渠上修了四个节制闸。三闸就在水利团部附近，领导交给我两个任务，一个是书写“三闸”两个大字，刻在闸门上，另一个是以“鱼米之乡”为题材画一幅画，写一首诗，做一个诗画碑，竖在三闸旁边。我告诉领导，画画能凑合，作诗能将就，瞎诌几句就行。写字却不行，刻在石碑上，永久保存，我这样的字刻在上面，那不是献丑吗？推辞再三，领导就是不答应，只好硬着头皮办了，反正又不署名，后人也不知道是谁献的丑。
　　 1959年初夏的一天早饭后，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忽然接到县政府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通知，省委刘顺元副书记当日上午要到庆安水库稻改区视察，并说中午就在团部食堂就餐。我接了电话不敢怠慢，立即通知了公社李书记、邢社长和宣传科王科长一起来到办公室，研究中午接待问题。讨论再三，最后决定买两条大鲤鱼和一些小菜，吃米饭，喝散酒。后来刘顺元书记在县委刘庆文副书记的陪同下，坐车只在大渠上走了一趟，因为省委通知有急事就回县里去了。大鲤鱼做好后被我们几个人分吃了一条，每人出了三角八分钱，另一条无偿分给在团部搞试验田的社员们吃了。
　　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大呼隆”，“一平二调”，经常把社办工业的工人拉到团部所在地的彭赵大队去劳动，特别在插秧的时候，几乎天天有人去增援，每到这个时候，我要和农业技术站的张玉贤同志一起去组织安排，由张站长传授技术。每次我也都一边学一边干，时间一长，我的插秧技术就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有时候还可以向新手传授技术，俨然一个插秧老行家。
　　修渠的时候我要编印小报，工作比较忙，开始种水稻后小报不编了，我的工作轻松了许多，空闲时间我就下去采访，写点新闻通讯之类的小稿件寄给睢宁县委主办的《团结报》。我记得写了一篇官二大队的抢插水稻的稿子刊发了，报社寄来2角钱的稿费。因为这篇稿件的素材是这个大队的支书董维平同志提供的，我把2角钱送给他了，他高兴得不得了。有一天晚上，公社李书记派人找我到他家里去。他家就住在龙集公社的西李楼村（现隶属庆安镇）。原来《团结报》编辑部约他写一篇有关旱改水的评论文章。李书记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干部，曾经与日本鬼子抢夺刺刀伤了一只手，打仗很勇敢，字却识不了多少，更别提写文章了。他口述了报社编辑部意图，我以此写了一篇评论短文，不日就在《团结报》上发表了，还寄来3元钱稿费。他请我和唐副书记、宣传科长等人吃顿饭，却花了6元多钱。这期间我还向《徐州日报》投过稿，其中写稻田管水员的通讯稿被《稻田卫士》刊用了。在这期间，我曾经做过几次社会调查，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小李集村调查时，一位老农反映，这里盐碱地不立苗，有一年他种的小秫秫（高粱），因为天旱盐碱泛上，苗棵都被碱死了，到收的时候，一亩地只剩下18棵穗头很小很小的小秫棵子。现在旱改水，盐碱被压下去了，一亩地收了600多斤稻子，农民对旱改水拍手叫好。
　　大跃进的年代，各行各业都要大跃进，文化教育事业也不例外，特别是扫盲工作，中央提出要来一个“原子弹大爆炸”，意思就是快速扫除文盲，让全国人民个个都成为文化人。在这种形势下，县政府成立了扫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69年秋我被调进了县扫盲办公室做统计工作。在调入扫盲办公室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原先学校的人事权由公社管理，他们想调谁离开教育岗位就调谁，所以把我从学校调出去搞水利再搞稻改。后来县里把教师的人事权收回了，所有调出的教师都要归队。原先和我一起调出在公社当文书的刘爱章回学校了，却不让我离开，就谎称把我安排到龙集小学了。后来文教局领导发现不实，公社又谎称调入耿庙小学了，再后来又谎称调入稻改团部附近的小铺庙小学了。领导告诉我一旦县局来查就立即到校。结果县局发现都是假的，干脆把我调出去了，正好新成立的扫盲办公室需要人，我就被调进了县扫盲办公室。扫盲办公室里本来有主任、秘书和办事员七八个人，可只有我一个人常坐办公室。原来他们或被上级借调了，或到大运河工地去做扫盲工作了，也或者下去蹲点了。我的任务是按照专区设计好的统计报表，每天打电话向各个公社的扫盲辅导员催要扫盲数字，然后把数字合计好，每两天向徐州地区扫盲办公室回报一次。扫盲工作说是大跃进，还真有点大跃进的味儿。当年扫盲对象是18—45岁的青壮年文盲，全县大约有30万人。结果入学人数大大超过了青壮年文盲的总数，入学率超过了百分之一百。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各公社大队为了强调文盲入学，谁入班学习就给谁记2—3个工分，不参加学习者倒扣3分。学习时间都安排在晚上，反正没大事，谁不愿去混工分呢！第二个原因是不少扫盲辅导员被公社党委安排下队蹲点或挂职去了，统计工作交给秘书去做，他们对情况不熟，再加上统计的项目繁多，数字庞大，他们觉得多报比少报好，就把数字夸大了，而且填写得混乱。他们用电话报到我手里，也难搞得清清楚楚。有一天教育局负责扫盲工作的宋某，看了我填写的报表很不满意，就同乔秘书共同帮助我核实理清报表中的各项数字。结果三人整整忙了一天，也没有能把各项数字都核得清清楚楚无讹错。因为各公社上报来的数字太乱了，好在徐州地区扫盲办公室也没有说我们什么，就不了了之啦。
　　扫盲工作大跃进成果显现了，到了1969年底至1970年初，也就是春节前这段时间，各公社都向睢宁县委、县政府送来了喜报，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一百多地扫除文盲了。此扫盲工作告一个段落，我的统计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接下来，上级要求在全民脱盲的基础上办好高小班或农业技术班。从此我不再坐办公室专项搞统计，而要下乡去检查各公社办班情况。在大跃进的年代提出了“敢想敢干”、“只有人想不到的，没有人做不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所以有些地方就真的做出了你真想不到的事情。双沟公社是睢宁县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公社。李庄大队是个先进大队，这里干群“脱盲”最早，“技术学校”办得最好，他们正在组织学员搞农业科学实验，其中一项就是搞南瓜与玉米嫁接试验。在田边路旁种南瓜，同时种玉米，待两种作物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它们嫁接在一块，让将来结出的南瓜不长南瓜籽而生玉米粒。领导派我去调查了解情况，我在李庄大队转悠了一天，看到南瓜和玉米都已经出苗了。可是我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我虽然没有专门学过植物学，但对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具有一点的。我认为这两种非同一属性的植物是不能嫁接的。我回县之后，把看到的情况和我的意见向局长回报之后，这就算完事了。可后来却遭到一个副局长在局务会上点名批评。他批评我对“科研”成果没有很好总结，却让县科委总结出来上报省科委去了。结果如何呢，一场空，嫁接的几棵南瓜、玉米还没有到收获时间就全枯萎了。这时我不知道那位批评我的领导有何感想呢！
　　1960年春节，县直机关全部不放假，都留在单位坚守岗位，过一个“大跃进”“革命化”的春节。其实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大跃进”、“革命化”都是一个形式而已。每天就是坐在办公室里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倒是大年初一我们确实“革命化”了一次。年初一吃饺子，食堂就餐的人太多，工友没时间包那么多饺子，只好卖和好的面和剁好的饺馅子。我们这些“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历来是“水来湿手，饭来张口”的人，哪里会包什么饺子。我因为父母去世早，从小就学会了擀饺皮子，于是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合伙买了面和饺馅，包好了饺子，拿到食堂里，让炊事员替我们煮熟，我们高高兴兴吃了一顿自己动手包的饺子。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次“革命化”吧！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搞“一平二调”，粮食生产以公社为单位，统一调配，生产多的不能多吃，生产少的也不少吃，这样谁还愿意下力气去搞生产呢？就是丰产了，结果也不能丰收。山芋、胡萝卜丢在泥土里，小麦、玉米等地上作物也收不净。到1960年秋又来一次“粮食归仓”大行动。就是由县委组织工作组，深入到各个大队，安排社员把已经堆得规规矩矩的麦草垛重新翻腾一遍。县委要求一定要“颗粒归仓”，我跟着工作队先后跑了梁集的梁河和姚集的魏山子两个生产队，结果也确实抖搂下来不少小麦粒子。
　　在姚集公社魏山小队我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那年代因为社员们都在生产队的食堂里就餐，饭都吃不上了，哪还有粮食养鸡鸭，没有鸡当然就没有蛋了。因此上级提出社员要把鸡蛋卖到供销社去，送到炕房孵小鸡。要求任何人——不论是干部还是社员都不准吃鸡蛋，社员吃了要受批判，干部吃了要受处分。在魏山大队蹲点的公社宣传委员潘科长留我在那里吃中午饭。不光让食堂里单独做了玉米煎饼，还特别炒了一盘子鸡蛋——也就只有一盘子鸡蛋，而且鸡蛋少配头多。当我看到久违的鸡蛋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可这一高兴只是一掠而过，我马上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错误，就战战兢兢地向潘科长表达了我的担心。他说：“没事！”劝我安心地吃就是了。几十年来我一直记住潘科长的热情招待，要知道，当时的那一盘子炒鸡蛋可比现在一桌丰盛的宴席还难得呢！
　　到了1960年上半年，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现出来了。睢宁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开展了反对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为主要内容的“反五风”运动。到了12月份全县开展贯彻实施党中央制定的“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席卷全国的大跃进之风也就彻底停息了。